官僚主义是人民民主的大敌（2）

诚然，民主革命时期虽然在党内和政权机构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但毕竟还不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因为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不允许我们脱离群众，逼迫我们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但是，取得全国性政权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执政党的地位既为建设新国家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同时又存在被腐蚀而蜕变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危险，因而当革命临近胜利的时候，如何避免历史上农民战争由胜利复归失败的教训，如何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切实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成为党和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是人民民主的大敌，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毛泽东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后来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的表现也作过很好的概括，这就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种官僚主义就其对待群众的态度和作风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因而对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危害。毛泽东曾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很显然，官僚主义者实际上是以社会的主人自居，而把人民群众置于供其任意驱使的奴仆地位。如若听任这种反人民的作风滋生和蔓延，势必损害和破坏人民民主，甚至严重的会使人民政权名存实亡。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之所以始终警惕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是基于反腐蚀，防止人民政权蜕变的需要。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又一次指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也不断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要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并指出，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他极力反对并要求切实改变干群之间不平等的“猫鼠关系”。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主张，是同他一贯的捍卫人民主权思想相一致的，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

共产党员“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1959年春，党内尊敬的“五老”之一——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谢觉哉还同身边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他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在这里，谢觉哉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概括为“官国”的遗产，这是对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形象说明，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毛泽东一贯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永远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毛泽东毕生为彻底实现人民民主而奋斗，反复强调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引用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勉励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再要求党的干部要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他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一种高级趣味。他对那种依仗权势、高高在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义的恶习深恶痛绝，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官僚主义。

他时刻警惕任何可能导致脱离群众的现象发生。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规定了六条：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他在重申这些规定时强调说，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1950年9月，毛泽东得悉湖南准备为他修缮韶山旧居和修建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立即写信要求湖南省委负责人加以制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同年5月和10月，他对沈阳、北京两地请示中央计划在沈阳市区和天安门前修建毛泽东铜像的报告上批示，坚决反对这样做，说这样做“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 1954年起草宪法时，他断然拒绝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并亲自删去了过分称颂他的条文，他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在这里，他把突出个人的不适当做法看作是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相违背的，这无疑是一个中肯而深刻的看法。他还十分厌恶和反对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给中央领导人写致敬信和送礼品、锦旗一类的做法，指出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中央规定，今后任何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均不许动员群众给中央和中央领导写致敬信和发致敬电，机关团体一律不许送礼，过节不许送食品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然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这对于他制定正确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