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谁来解决“最牛大妈们”的政策后遗症？（3）

“最牛大妈”再次拷问京城购车政策合理性

北京是有名的“堵城”，交管部门为了治堵想尽了办法，限购、摇号政策出台，是治堵组合拳中的一记重招。但是这一兼具地方保护主义和户籍歧视的政策却催发了“背户”行为，真正有购车需要的人摇不上号，而王大妈等“背户”者却利用手中囤积的大量车牌出租牟利，购车者只要租牌就能有车开，摇号政策反而变成了“违法者驱逐守法者”的帮凶。

目前，交管部门加强治理“背户”行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真正的治本之道还需反思。“王大妈们”注销了手里的车牌，新的问题随之爆发，车牌被注销的成百上千车主的爱车都成了废铁，他们为了正常上路又该想什么办法? 他们都能依法摇号吗?谁也不敢保证。

机械的摇号政策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因为购车者的具体情况不同，如家庭与单位之间的距离、从事工作的性质、个人健康程度等，都决定了不同程度的购车需求。

因此，在购车领域实行“按需分配”与“自由竞争”相结合的政策，也许比单纯的碰运气摇号要更加公平。实践中，上海的牌照拍卖制度可供借鉴。让急于用车的人花钱买机会，把钱交给国家总比把钱交给“背户”者更合理。这笔钱用来养护公路、强化交管服务与管理，也可缓解财政预算的压力，何乐而不为?期待北京适时召开购车政策改革的听证会，切实听取老百姓的心声，结合细致调研与对策分析，让行政决策回归公平与合理。如此，则王大妈们无需治理，自然消失无踪。

不应让“最牛大妈”如此高姿态收场

无论是北京购车政策的不连续性还是北京户籍本身附加利益使然，“最牛大妈”王秀霞名下拥有上千北京车牌，都让人感到震惊，因为眼下北京车牌正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这种肆意对“稀缺资源”的攫取、倒卖就是标准的“黄牛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最牛大妈”如此高姿态收场——“目前这位大妈已经申请将所有车牌注销”。

第一，这对“租用”王秀霞名下车牌的车主不公。他们不但偷鸡不成蚀把米，而且“在重新取得购车指标前，车主不得开车上路”，这就等于他们原本已经购买的车只能是“黑车”，上不了户，卖都没人要，更增加了车辆管理的难度？

第二，对同样拥有北京户籍的人不公。既然眼下“北京车牌正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就不该由像“最牛大妈”这样的少数人恣意攫取，资源属于公共的。

第三，“最牛大妈”的行为是标准的“黄牛党”行为，如果就此以“最牛大妈”的高姿态（“目前这位大妈已经申请将所有车牌注销”）收场，两不找，不仅不能以儆效尤，而且紧接而来的可能就是“最牛xx”。

值得肯定“最牛大妈”名下有上千北京车牌，不是她一个人在战斗，背后肯定有“合伙人”坐收渔翁之利进行“利益分红”，只不过“合伙人”在幕后，“最牛大妈”登台罢了。因为办理“上千北京车牌”，“最牛大妈”一定成为了有关部门的“常客”，如果说没人发现其中的端倪，除非是“花眼法官”。更何况早在2006年，北京就实行严格的车辆实名制，难道上千车牌集中在一个人名下，却未被发现，这岂不令人蹊跷？

如果“最牛大妈”的事情不查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以“最牛大妈”的高姿态收场，给人的感觉不仅是赚了便宜还卖乖，更是一种挑衅与讽刺。

是谁制造了“最牛大妈”这枚怪蛋？

被媒体称作“最牛大妈”，怎么个牛法？她名下拥有上千张北京车牌。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摇号等政策后，车牌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但是王秀霞名下竟然拥有上千车牌，就“最牛大妈”现象看来，此限购车牌政策除了“背户”一族大肆敛财外，并未实现政策管理的良好初衷，“最牛大妈”为投机者背户下的一枚“怪蛋”，实质问题却在我们相关部门，如何反思根源治愈限购政策转换不合理的硬伤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

其实，关于“背户”案早在2006年北京市就受理了第一起案件，2004年8月，王先生购买了一辆松花江面包车，由于他户口不在本市，卖车人包办手续，找了“专业背户”张先生为其背户。由于涉及经济纠纷，通常这类问题均由法院解决。据2011年2月28日经济观察报题为《北京限购令下牌照疯狂代客摇号悄悄上演》报道称，2005年3月，北京市出台新规再加上2006年北京市交管局要求机动车登记实行"实名制"，使得背车族逐步匿迹。但随着京城汽车限购令的实施，背车族又开始重现市场。王秀霞就是这种“背户”一族，她把手上的车牌向没有购车指标的人出租，以此来牟利。事实上，“背户”要背的不仅仅是户主这个名分，更多的是要为自己登记过的车背负责任和义务，首先是每年要交纳养路费，其次是如果车辆违章要受处罚。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车辆出了交通事故，按照现行规定，相关责任都由买车登记人承担。“背户”还严重影响和干扰了交通管理部门的正常工作，比如，养路费的追查，违章罚款谁来买单等问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很难查明真正的肇事车主，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警力，造成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