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塑造健康的“二代”价值观

对所有“二代”产生偏见和敌对，可能导致阶层对立。青少年性格扭曲、为非作歹和其是否有“二代”身份并无直接关联，而与其所受教育息息相关

对违法犯罪行为，我们严格依照法律追究相关责任，真正做到“二代”犯法与百姓同罪；同时，积极理性引导，让他们创造更多的价值来回报社会

“官二代”、“富二代”等“二代”在今天的中国，名声确已不好。尤其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已然成为一个道德沦丧和践踏法律的贬义词。一提起“二代”们，人们往往和“官家或者富豪的子女倚仗父母权财，横行社会，醉酒驾驶、肇事逃逸、强抢民女，甚至于撞死或打死人之后还大言不惭”等许多极其负面的画面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但凡出现青少年违背社会公德寻衅滋事等事件，只要其父辈与“官”或“富”沾点边，社会舆论就会将肇事者贴上“二代”的标签，加以批判和指责。时下，被标签的“二代”们为千夫所指、所仇、所恨，似乎已成为社会的常态。

舆论如此，固有“二代”们的不争气之因素，但笔者也认为，社会上为非作歹的“二代”应是少数，还有更多虽同样出身于官家或富家却秉持“不一样情怀”的“二代”们。他们往往从上一辈白手起家、开拓进取的轨迹中，学到了低调、稳健和勤劳的作风，渴望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而且正通过勤劳打拼逐渐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正能量。有人常常会愤愤不平地认为，平民子女和“二代”们的竞争，从起跑线即是不公平的，以致某中学贴出了 “不高考，你拿什么和富二代争”的“励志标语”。不可否认，出身于官家或富家，一定程度上会站在相对更高的发展起点上（事实上现在很多方面的起点也已经实现了公平）。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公平竞争并非指完全相同起点上的竞争，而是指具有平等地参与竞争的资格和机会。也有人会时常看不惯 “二代”们的行事，认为其要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要么道貌岸然、装腔作势，但细想之，这种随意看不惯甚至恣意批判他人合法自由行为的情况，是否也与现代法制社会对人格内涵的内容与要求不符甚至相悖呢？

现今社会公众和舆论往往会因个别“二代”的为非作歹，进而对所有“二代”产生偏见和敌对情绪，这不但对成长中的这一群体不公，长此以往也可能导致社会阶层的严重对立。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偏见和敌对情绪不仅是社会差距拉大、贫富不均引发的潜在风险之表现，而且还是社会客观存在的极端“仇官、仇富”意识的反映。同时，这些社会风险和意识倾向已经或正在逐渐演化成“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的深层次矛盾。这些当然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也应该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实际上，青少年性格扭曲与否、为非作歹与否和其是否具有“二代”的身份并无直接关联，而与其所受教育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教育唯“分数”是瞻，一切以“升学率”为指挥棒。在这样的教育思想之下，教育本质就发生了方向性的偏差，“求知”被高高凌驾于“做人”之上，而德育则成为了可有可无的“鸡肋”。其实，德育缺乏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一些“二代”的身上，普通家庭中也比比皆是。正是由于我国社会、家庭、学校德育教育所存在的“共性问题”，才导致了包括一些“二代”在内的青少年的性格被扭曲，以致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二代”问题，不仅仅是富人和高官的独有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普遍问题。

也许有人会问：缘何“官二代”或“富二代”等“二代”违法犯罪的新闻会不绝于耳、屡见报端？这是因为，“二代”之不善或不仁，犹如“和尚头上的虱子”格外显眼而已。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青少年中，骄横、跋扈、残忍现象，并不局限于富人和高官的子女中，只是他们更有条件表现出来，也更容易被社会注意。笔者认为，对于和普通家庭的青少年一样正在不断成长、成熟的“二代”们，或许我们应该秉持这样的态度：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严格依照法律追究相关责任，真正做到“二代”犯法与百姓同罪；同时，我们理应客观公正地看待他们，积极理性地引导他们，努力在全社会塑造健康的“二代”价值观，让他们真正成长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来回报这个社会！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