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正视“中国境遇” 破解“成长烦恼”

公民道德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永恒的主题，是现代文明背景下世界各国共同面临、需要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当代中国而言，研究和探索这一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一、加强公民道德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引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活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改善。30多年来，伴随着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精神文明程度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在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道德建设，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经济的优先增长，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公民道德素质的同步提高。相反，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道德领域的界限意识不清，在某些方面呈弱化和模糊之势，突破底线的道德伦理事件时有发生。从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看，中华民族自身的一些优秀道德传统未能很好坚持与继承，现代西方国家公众道德建设方面的经验也未被充分学习和借鉴。这一切，既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也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当代中国在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于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的诉求也日益增强。在经济贫困、发展迟滞的年代，社会流动性弱，道德评价体系单一，社会的道德秩序主要靠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来维系。人们虽然也有道德上的诉求，但基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样的常识性判断，社会对因生活贫困而形成的道德失范，往往能够予以理解和宽容。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道德关系和评价体系日益多元化，人们在道德上的诉求和期望更加迫切，社会对于非道德现象和庸俗的道德行为不再宽容。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化时代，道德方面的失范现象会迅速被“发酵”，进而引发广泛的批评与不满。从表面上看，道德问题在当代表现更为突出。但相比较而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快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成长进程中的“烦恼”，这与贫困时代的道德问题有着质的不同。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以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历史时空。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思潮与文化强势涌入中国，这当中不仅有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有与之相伴相随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中，人民群众对于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道德状况，有了新的认识和比较。现代西方社会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养成环境，拓展了中国人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认知视野，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对于道德文明的需求。人民群众不再满足于纵向开展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而是更倾向于把中国与世界进行横向比较，这就导致道德的认知认同更加多元，道德评价的标准和参照系更加多样。这是中国公民道德领域又一“成长中的烦恼”。

摆脱成长中的“烦恼”，探讨并解决这一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转型时期的道德发展与治理，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在由传统向现代、由封闭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中，能否实现公民道德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领先位置，在公民道德领域遭遇问题比较早，道德建设与治理的经验较为丰富，我们应当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奋斗目标。“中国梦”是强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其中一个最为基础性的条件，就是不断增强包括公民道德素质在内的国家软实力。“中国梦”是民族梦，要实现民族振兴，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而公民道德素质无疑是人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是人民梦，要实现人民幸福，增进人民的幸福感，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道德兴，国家兴；道德兴，民族兴；道德兴，人民幸，这是历史与现实得出的结论。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江苏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既要有经济的硬实力，又要有文化的软实力；既要有丰富的物质成果，又要有文明的社会风尚；既要有旺盛的创造活力，又要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在重新修订的2020年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有多项指标涉及公民道德素质。比如，把公务员群体的道德素质要求细化为党风廉政建设满意度，确定目标值80%以上，2010年实现值为73%；将公民道德建设的法治环境水平细化为法治建设满意度，确定目标值90%以上，2010年实现值为84.5%。再比如，为衡量“居民文明素质水平”，新增了“居民综合阅读率”和“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镇人口比例”两个指标。这些指标，都从不同侧面指向了人的现代化，指向了公民道德素质。

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大力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发展，建立形成一个同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其意义已远远超出道德领域本身。这对于有效增强社会凝聚力，不断提升国家民族认同感，实现经济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道德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成功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二、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的公民道德发展，面临着独特的“中国境遇”：一是全球化的境遇；二是现代化转型的境遇；三是网络信息化的境遇。这三重境遇的叠加，给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课题。

1、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更加明显。

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与互动，是公民道德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命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的迅速扩张，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对话更加频繁，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和利益诉求呈现出明显差别，人们思想活动的多元多样多变日趋增强。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新时期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但价值多元并不否定价值共识。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有共同的、统一的价值观来维系。如果仅有价值多元而没有价值共识，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引发文化冲突，破坏联结社会的精神纽带。当前，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价值共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是追赶型的现代化，是要惠及13亿多人的现代化，其环境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更需要有效整合多元价值，形成一个强大的主流价值，将整个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一方面是价值多元的不可阻挡，一方面是价值共识的不可或缺，这使得我们的价值观建设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如：在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之间，如何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价值选择日趋多元背景下，如何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在强调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等等。这些课题亟待我们去研究，去破解。

2、道义取向与功利取向的平衡更加困难。

义利关系是公民道德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在义利关系上，我们过去一直秉持重义轻利的道德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自由竞争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主导逻辑，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的主要目标，人们的物质利益诉求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有一部分人甚至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义利观，从过去的重义轻利转向了重利轻义。

不可否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也曾说过：“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重利不能轻义，更不能忘义。否则，对利益的追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失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道义的制约，导致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不言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不能没有义。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到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互动互促？人们在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时候，如何避免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一个社会在承认个人的利益追求之后，如何抑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见利害义的蔓延？这些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3、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张力更为突出。

亚洲新兴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较多的是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互动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相对减弱；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在推进公民道德发展中的作用日渐显现；个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独立性不断增强，个性化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尊重，公民的道德自主性得以彰显。

公民道德自主性的提高，无疑是道德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尊重个性和自由，不仅体现了现代伦理的基本要求，而且有利于个体责任意识的培养。但是，如果片面强调道德自主性，在理论上会陷入道德的主观性、自发性，发展为道德相对主义，进而走向道德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则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如道德价值的冲突日益明显，道德的约束力遭到严重削弱，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时有发生，等等。

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之间的张力，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如：在充分尊重和发挥公民道德的自主性时，如何防范其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在加强政府道德引导的过程中，如何契合公民的内在道德需求，激发公民道德发展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在加强政府道德引导的同时，如何完善引导机制和方法？等等。这些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