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两份历史遗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新中国60年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成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是在毛泽东领导和影响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遵循的是革命逻辑；后30年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开始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遵循的是建设逻辑。这两种逻辑前后相随，互相衔接，完整地反映了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历程。应该说，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逻辑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成功与失败，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发展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两种历史经验——成功的和失败的，两份历史遗产——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一、毛泽东留下的两份精神遗产，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的逝世，预示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即将结束。毛泽东主席不在了，中国今后怎么办?是按“文化大革命”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当时确实存在着两种发展思路的对立：一条以华国锋为代表，主张“两个凡是”，执行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继续把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搞下去；另一条以邓小平为代表，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主张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不一样。“凡是”派的领导者认为，毛泽东著作、毛泽东的指示决策(包括毛泽东“文革”中的“最高指示”)统统都是毛泽东思想，统统都要贯彻执行，连毛泽东圈阅过的文件、文章、材料，都被认为符合毛泽东思想而要加以保护。而与“凡是”派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被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些错误的毛泽东的思想、言论、指示就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围，而是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思想就属于这一类，如“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与此相联系，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存在对立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是没有晚年错误的，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功绩是主要的，但他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动乱。这两种意见的对立，不仅关系对毛泽东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直接关系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怎么办、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

如果不承认毛泽东晚年错误，不批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第一，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这些错误及其后果，大家历历在目，如果还把它们说成是“英明”、“伟大”，人民能信服吗?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吗?第二，那就按过去方针办，继续阶级斗争，继续斗私批修。人民会喜欢这样的社会主义吗?第三，那就让“文化大革命”中的既得利益者继续领导社会主义。这些“凡是”派之所以不顾事实坚持“文革”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们是依靠“左”的路线登上高位的，承认“文革”错误就等于否定自己。由他们来领导搞社会主义，则必定走向绝路。第四，不承认毛泽东晚年错误，那就不要进行改革，不需要搞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承认错误，不深刻总结错误和失败的教训，就不可能变坏事为好事，使教训变成宝贵财富，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一句话，没有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科学批评和深刻总结，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当然也就不存在两个30年的衔接问题。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晚年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体现了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伟大气魄和智慧。首先，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宣告，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一生功绩是主要的，但在晚年也犯了严重错误。其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以后仍然要坚持，毛泽东犯的错误应该实事求是地纠正。再次，关于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个人要负主要责任，但党的中央集体也应该承担，让全党从中吸取教训。最后，从制度方面寻找错误原因，推动制度改革。这就使坏事变成好事，错误教训变成财富，失败变成前进的动力。

在对待毛泽东两份历史遗产问题上，还存在另一个倾向，这就是有些人或明或隐在否定和贬低毛泽东思想。他们不仅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为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农民的革命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粹主义的，从而既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也否认了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针对“否定派”的观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锋相对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仍有现实意义，我们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教训是毛泽东留下的两份历史遗产，这两份遗产都是宝贵的，只肯定其中一份而否定另一份遗产的观点是片面的、有害的。

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逻辑，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过独特的探索，但由于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未能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他的探索是不成功的，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没有指导意义，有的人对此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搞革命行，特别是指导战争行，搞建设不行，他的“三面红旗”出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最好的说明。应该承认，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确实不如领导革命斗争那么顺手，但不能得出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应当承认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不少错误的思想和决策，如反右派运动，提出并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提出党内走资派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动导致全国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认定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等等。但上述这些思想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反对“两个凡是”观点，明确把这些错误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决策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了出去。因此，在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时，首先要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不能把二者混同起来。

其次，虽然毛泽东思想内容丰富，但并不是它的所有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都可以用来指导实践。在这里也存在一个反对“凡是”态度的问题。不能认为，凡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都可以指导今天的实践。比如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根据地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人民战争理论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却不能搬来指导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果照搬民主革命的做法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但毛泽东思想中还有其他重要思想理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关于重视国情分析、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思想，关于理论结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关于坚持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关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关于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论，关于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的思想，关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意志决心，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关于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民族的长处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要改革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环节)的思想，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公平、平等，防止和反对两极分化的思想，等等。这些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把它们同实际结合起来，就能成为实践决策的指导思想。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国情特点有所变化，今天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也不是具体搬用毛泽东的做法。比如，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公有制，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再比如，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坚持，但今天的世情、国情与毛泽东当年很不一样，具体要求和做法就要适合今天的情况。

再次，要把发展毛泽东思想与背离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地提出新的思想理论，做出新的重大决策，其结果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这是因为实践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导新的实践。这时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坚持而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的突破性发展，有的人就会怀疑甚至否认这是坚持—发展，而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离。比如，当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时，就有人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也可以有一定发展时，又有人认为这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怎么区分是坚持—发展还是背离—倒退呢?我以为：一是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就是坚持，在坚持前提下的新的结论就是新的发展。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要求的，是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原理的，这绝不是背离而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看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实践检验是真理，那就不仅是坚持，而且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是看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凡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那就一定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就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不仅指前者对后者的继承，还是指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特点来看，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和应该的。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全新的实践，必然会突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有结论。因为前人不可能预见到今天实践的内容和要求，不可能“预留”解决后人实践问题的整套锦囊，只有在前人思想启发下，从实践中摸索提出新的理论，才能指导新的实践。因为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实践，实践经验是新鲜的，用以总结实践经验的理论指导是科学的，方法是正确的，这样立足新鲜经验而产生的理论认识必然具有新鲜的内容，具有创新的特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以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的社会主义和谐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具有重大创新的理论。

三、毛泽东晚年教训，对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为什么能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成功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跟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关。他说：“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172他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失败和挫折的教训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也是宝贵的财富。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制定的方针政策，能够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邓小平指示我们要重视错误和失败的教训这一份宝贵财富，这个认识是十分深刻的。我们总结成功的经验，是为了认识事物及其过程的本质，掌握规律性的认识。错误和失败是由于歪曲事物本质，违背客观规律，那么通过对错误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和过程规律的正确认识。生活实践表明，主体对自己错误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往往更具有警示作用，因为错误是自己犯的，付出了代价，经受了错误后果的惩罚，因而更加刻骨铭心。一个党也是这样。所以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432

那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为什么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契机呢?这是由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特点和纠正错误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的。

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因此，答案一定要联系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大背景来寻找。从根本上看，问题主要发生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既包含正确内容，又包含错误之处；既有科学的部分，又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当毛泽东把他的理想模式付诸实施时，或者因为有些人对这个模式不理解而实施不力，或者因为这个模式本身的问题而不可能完全变成现实，或者因为有人不完全同意这个模式而加以抵制，这种种原因使毛泽东的理想在实现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阻力、障碍。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毛泽东往往不是检讨自己的理想模式存在的问题，而是把阻力、困难看成是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反抗、破坏。谁如果被怀疑为是社会主义的“阻力”，谁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毛泽东将寻找“阻力”的视线从党外转到党内以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就由党外发展到党内。1957年以后，毛泽东违背党的“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个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从一般扩大化到严重扩大化，从党外的扩大化到党内的扩大化，原因概出于此。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可以写成这样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阶级斗争。粗看起来，构成这个模式的各个要素并没有问题，这就说明这个模式具有科学成分。但结合实践具体分析一下各个要素，就会发现这个模式存在问题。就所有制来说，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这是合理的。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求建立纯粹的公有制，取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表示过：尽管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了，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设地下工厂、私营工厂、投资公司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后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并未得到贯彻)，并急于将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济，急于将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左”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坚持以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同时还需要个体经济以及其他经济成分来补充。毛泽东只要“主体”，不要“补充”，把对社会主义有益的“补充”，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实践已经证明这不仅是有害的，而且是行不通的。行不通还得行，这就势必把一些人人为地推到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上去，当成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来打击。这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到60年代前半期又有发展(特别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极端。

再看计划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而毛泽东的计划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前我国通常的理解)是排斥市场经济的，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他虽然讲过要保护和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但实际实行的却是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窒息市场调节。“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生产自由)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搞好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却被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谬论”来批判。毛泽东甚至把等价交换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限制。实践已经证明，传统模式的计划经济，由于排斥市场机制，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也不能怀疑这样的计划经济，否则就会被认为反对社会主义，是搞资本主义的。

关于“按劳分配”。应该说，就总体来看，毛泽东晚年还是承认“按劳分配”的。虽然毛泽东有一段时间想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想改薪金制为供给制，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文革”中还把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当成资产阶级权利来对待，但他毕竟没有取消按劳分配政策。但是，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按劳分配是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实行的是不拉开距离的“按劳分配”。他担心，拉开分配的距离会造成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反对搞“奖金”一类的物质刺激，主张政治挂帅、精神鼓励。应该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中有许多是合理的，比如强调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重视精神鼓励，反对金钱挂帅；提倡对社会主义的奉献精神，要求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但由于他不是把“按劳分配”看成是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分配制度，而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实行这项分配制度的过程中加上许多限制，特别是害怕拉开距离，不重视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原则。这一方面会损害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会把积极贯彻按劳分配制度视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表现。按照当时通行的逻辑，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一定突出资产阶级政治，这自然又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

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要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者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亲自树立的雷锋就是这样的典型。毫无疑问，这个要求是积极的，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员来说，是应该争取做到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千千万万的青年，都在努力实践成为毛泽东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是，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人人都像雷锋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不可能的。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一个人应该关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同时也应该关心自己的正当利益；每一个人除了应该完成国家和集体规定的任务之外，也应该有各人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在那“左”的年代，往往把考虑个人利益当成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白专道路”的帽子到处乱飞，当然，特别容易飞到知识分子头上。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正确的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站得住脚。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从始至终存在阶级斗争，并且是各项工作的“纲”，这就成问题了。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提出阶级斗争还是“纲”，这本身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同时，时时处处坚持这个“纲”，就势必会影响以至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党内外和各种形式的抵制，出现种种阻力。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他终生都在为社会主义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当他抱定一个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时，任何人都是阻挡不了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心中只有社会主义，绝不允许谁对社会主义说三道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动摇，如果成了阻挡社会主义前进步伐的障碍，那么不管他过去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不管他是昔日亲密的战友，还是曾信任过的下级，毛泽东就不再视他为同志，而视他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的敌人，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的根本原因应该可以从这里寻找。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他的错误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产生的。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因此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实践证明，他的认识是错误的。通过总结历史教训，弄清错误的本质所在，就会给后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产生重大的启示作用。第二，毛泽东晚年错误历时长、涉及面广，加之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对党、国家和人民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比较一致，特别是党的领导层，从自己的经历中切身体会到错误的原因和危害，因而大彻大悟，这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自上而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至关重大的作用。第三，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是“左”，这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推向极端，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破坏作用。这个历史教训给人们以深刻教育，进而为排除“左”的干扰，实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晚年错误已经客观存在，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如何认识和总结。回避掩盖，这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十分有害；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来对待，不仅损害党和毛泽东的形象，也达不到深刻总结教训、变坏事为好事，从而使教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的目的。邓小平领导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着眼点在于我们党吸取教训，着眼于制度的改革。他指出：历时20年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但不能把错误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党中央集体领导也要负责。他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3]296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反对过，因此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3]308-309这样，从党中央集体的角度来总结，从制度的缺陷来认识，就能使全党取得深刻教训，并为制度改革提供思想基础。

还应该指出，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前提下来认识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就是坚持了认识的全面性，避免了片面性的认识和极端的做法，为其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想舆论前提，维护了党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宁。

四、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

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因为认识错误而导致实践失败是经常发生的。错误和失败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启发人们改变思维，另辟蹊径，走向一条成功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有对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借鉴，更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的创造，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原因所能说明了的。但应该说，我们党对建国后30年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主要原因，特别是对“文革”教训科学总结更为主要。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说过：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是因为我们总结了过去的教训。那么，我们是如何总结教训，从错误走向正确的呢?

首先，决心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主要是总结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建国初期，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来邓小平也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选择，但长期坚持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不快。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虽然提出要走与中国国情相适合的发展道路，但从总体上未能付诸实践。在“文革”中，这种僵化模式的“道路”更是暴露了严重缺陷，大大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发展速度不仅明显落后于英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固守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但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从总结中国自身几十年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其次，关于主要矛盾思想的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30年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八大以后有个短暂改变)，阶级斗争从党外到党内，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主要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实践证明这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严重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导致“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后3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就宣布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清醒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形势，认为阶级斗争只是残余形态，不是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应该承认，前30年，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以后的20年，全党在阶级斗争的认识上是“左”的；而进入新时期以后，对阶级斗争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和处置，显然是总结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有了这一条，就排除了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

第三，对国情认识的改变，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国情认识是决策的前提。前30年的中后期，苏联宣布自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没有明确的说法，但从50年代“大跃进”时，我们要与苏联比试，也准备进入共产主义，至少也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正因为国情估计严重脱离实际，因此政策就“左”了，脱离人民群众。对国情的清醒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结论是：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但很穷，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思想就解放了，决策就实事求是了，人民也满意了。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可靠的出发点。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传统观点是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没有争议的。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有了新的认识，他几次谈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传统的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的结构，静态观察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则着眼于社会主义的功能，动态观察社会主义，二者相比较，后者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本质观中对发展生产力的功能的认识缺失，这个新的认识应该是通过总结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并与资本主义的比较取得的。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认识。传统观点往往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姓资不姓社。但邓小平通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可以办大事，但信息不灵，发展太慢；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根本制度，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中最有创新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当然不仅仅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而是具有世界眼光。他比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发展经济的手段的同异之间的关系，深知中国计划经济的弊病，因此才有勇气突破传统认识，突破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典结论，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第六，关于国际社会两大主题的提出，改变了列宁以来的战争与革命的两大主题的观点。前30年，我们坚持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两大主题，国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尽快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对外进行革命输出，在世界范围内与资产阶级斗争，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这使我们一度相当孤立，相当被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改变了思路。邓小平根据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以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论代替坚持战争与革命的主题论。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实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要学习资本主义有益的方面。这一指导思想大大推动了对外开放，加强了国际交流，促进了国内的发展。

第七，思维方式的改变：从“斗”到“和”。前30年，我们的矛盾思想方法是：世界万事万物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因此不少人信奉斗争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在和平建设年代，回避矛盾斗争是不可能的，但“斗”字当头的思维方法是有害的。改革开放以后，时代变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矛盾是对立统一，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生存和发展。国际要和平，国内要和谐，人与人“和”为贵，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取得这样的认识跟正确总结阶级斗争年代残酷斗争所造成的伤害和破坏的惨痛教训是密切相关的。

任何错误，当它被人们普遍地提倡和接受而没有受到批评时，它会产生有害的结果，而当它受到人们的反对，其本质与后果被揭露时就会成为教训。对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就会成为新的思想认识产生的根据和动力。总结成功的经验对后来者固然重要，但失败的教训只要加以正确总结，其教育意义也会更深更远。应该看到，毛泽东的错误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的，因此它对后来的探索者不仅直接警示此路不通，而且会启发人们怎样才能另辟蹊径。实践表明，毛泽东晚年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犯错误的教训推动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在总结两个30年的衔接时，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割断血脉，失了根本；毛泽东晚年的教训也不能忘，忘了就没了鉴戒，失去动力。珍爱这两份历史遗产，消化吸收，使之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