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与三个“对谈”

就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来说，走民主新路，坚持“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也是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魂

今年7月中旬，习近平同志在河北调研时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由此我想到了与“两个务必”息息相关的三个“对谈”。

与郭沫若的“甲申对”

“两个务必”是怎么来的？从思想缘由看，首先与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有关。1944年3月，郭沫若写了“甲申祭”文。那时，抗日战争将转入反攻，胜利的趋势已不可逆转。郭沫若在重庆发表该文，作为史镜。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要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11月，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两个务必”还可以说缘于1945年7月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这就是“周期率”。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问毛泽东：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诸君”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吗？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两次对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300多年前的甲申年，先是封建大明王朝，被李自成农民军灭亡。接着，造反打天下18年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坐天下仅42天，就昙花一现。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现。为什么李自成农民军亡得这样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他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奢靡成风，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窑洞对”将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率”。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毛泽东回答得非常正确。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腐败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顽症”，甚至是“癌症”。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别的不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他的“接收大员”大搞“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竞相抢掠，“劫收”横财，充分暴露其腐败面目，结果短短三年多，政权崩溃，只得亡命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