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体：学风建设“四要” （2）

加强学风建设，关键是要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精神

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党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也是党具有旺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侯光炯在观察和研究过程中，总结农民经验进而升华为理论，反过来又以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自投身土壤科学事业以来，侯光炯常年以农村为家，以土壤为朋友，将广阔的试验田作为学术研究的场所。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开始徒步考察中国土壤，通过在全国各地采集土壤样本，填补了部分地区在土壤资源调查方面的空白。建国后，他积极投身全国土壤普查、云南西双版纳橡胶宜林地考察规划等工作中。20世纪60年代末，侯光炯创立了“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并由此提出土壤是“类生物体”的新概念，这比美国土壤学手册将土壤描述为一种“像生命一样的实体”的论断早了30多年，有力驳斥了国际上有关“中国农民经验粗鄙、没有国际水平”的论断。后来，他以“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为指导，完成了水田自然免耕机理与技术研究，成功地在各地推广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加强学风建设，基础是要强调深入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从事任何工作的基本方法，是形成真知灼见的基本途径。对于学者来说，深入调查就意味着深入科研第一线。为了推动农业土壤学的发展，侯光炯长期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从农业生产实践尤其是国家下达的科研任务中寻找研究课题，并将研究成果反馈到生产中接受检验。他坚决反对那种只在教室和实验室里研究土壤的科研道路，要求土壤工作者必须要与原态原位的土壤打交道，至少要为考察土壤走上三万里路，挖上一千个土壤观察剖面。他还提出了“先查后访、查访相间、由面及点、由点及面”的调查方法，目的是使调查者熟悉农情，掌握土壤与植物间相互的关系。通过长期深入农村调查，侯光炯认识到，“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土壤学理论，只能从耕作和栽培技术中研究出来”。鉴于“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是不深入的，他认为，只有在农村蹲点、扎根于农村才是“光明的道路”，而且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转变”。从1973年始，侯光炯先后在四川省简阳县镇金公社和宜宾长宁县相岭镇蹲点，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生活、学习，就此扎根在农村搞科学试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实现了他“要在大地田边告别人世”的崇高愿望。

加强学风建设，根本是要身体力行践行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新形势下，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是党的十八大的具体要求，也是加强学风建设的根本要求。侯光炯之所以能取得重大学术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充分尊重农民群众作为人生信条并予以坚持。出身于农家、经常接触农民的人生经历，使侯光炯对农民有着“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自幼就立下“为穷苦农民多做好事”的志愿，这是他后来坚定服务农业和扎根农村的思想基础。如果说他最初对农民更多的是持有同情的态度，那么随着土壤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开始由衷地钦佩、赞美、尊重农民的生产实践智慧。通过对《王祯农书》《齐民要术》《吕氏春秋》等古书的研究，他认为，我国农民几千年来创造性建立起的精细耕作技术，使祖国“四十世纪农民”的美誉实至名归，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改造大自然的伟大气魄，还验证了“劳动者（卑贱者）最聪明”的千古真理。在他看来，农民的经验相当宝贵，“农民是土壤的真正主人”，只有农民对于土壤和农事才最有发言权。为此，侯光炯虚心向农民请教，“当农民的小学生”，同时，他要求学生和助手要勤于进行农情访问，还要有农民的语言和农民的感情。在他看来，“农民不但必须，而且完全能够学科学、用科学、当科学的主人，走教育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关键在于“使农民有学科学、用科学的最大兴趣和决心”。侯光炯对于农民怀有无限的敬意和责任心，始终觉得“解决不了农民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就等于欠了农民的一笔债”。

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浮躁、功利的心态也在向科研领域渗透，学术抄袭、造假、缺乏创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学风不正的问题不断出现。在这种状况下，大师的标杆作用显得极为重要。可以说，侯光炯一生都在为“三农”事业忧思，他的学术成果足以令人瞻仰，他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价值观，值得学人们学习。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侯光炯学术思想研究”（XDJK2013D008）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信息需求规律及服务模式研究”（13XJC870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