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中国经济理论的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树立制度、道路、理论的自信，在这当中，树立经济理论的自信有着突出的意义。

理论上缺乏自信，源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的落后

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自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缺乏理论上的自信。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史学、文学等多学科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理论上的自信，这种理论上自信的缺乏，当然是源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发展上的落后，这种发展上的落后与缺乏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缺乏理论自信的传统。

进入20世纪后，在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在中国先后沿袭着两个传统，先是依附于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体系，后是依附于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体系，但都没有我们自己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与苏联决裂的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和艰辛，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着探索，力图创造出中国建设的制度、道路、理论，但并不成功，尤其是长期被忽视而又十分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使其建设中国的经济思想的探索难具说服力，留下来的不是系统的经济学科学理论，而是（或许也缺乏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对不同经济观点的批判和否定，在封闭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理论上的极端自尊，本质上也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

我们经济理论自信的真正形成是始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

我们经济理论的自信，真正形成是始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新时期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提出了深刻的历史性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建设性的命题，而中国经济理论对这些挑战和命题的回答及探索，在服务并推动改革发展伟大实践的同时，也逐步开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

就改革命题而言，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统一起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和崭新的经济理论探索。这个探索从一开始就面临两个经济学传统的否定，一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传统的否定，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中，市场机制只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改革也只能以私有化支持市场化（华盛顿共识）；二是来自马克思经典理论传统的否定，在以往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市场与资本私有是同一命题，社会共同占有（公有制）制下不存在私有，也不存在任何市场关系，包括商品、货币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探索，是对这两个传统的突破，这种突破本身就是历史的创造和理论的创新。

从改革的方式来看，我们从农村承包制到城市改革，从企业改革为核心到突出政府改革，从推进商品市场化到以要素市场化为重点，从强调市场作用空间扩大（市场机制对传统计划机制作用范围的替代）到强调市场秩序的完善（市场质量和公正性提高），等等，都是基于我国自身的现实和特点展开的极具创造性和针对性的探索。并且，这种探索不仅基于中国自身的实践，而且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一般均衡的基本方法的深刻反省和批判。西方学者对转轨国家开出的药方即所谓“华盛顿共识”，不仅在改革的目标上强调资本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的统一，而且在改革方式上强调按照一般均衡的思想追求实现完全竞争理想状态，一举实现由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换，我国的改革则与之完全不同，是从非均衡的国情出发，分阶段、分层次、分区域地渐进推动。事实上，所有转轨国家但凡按西方学者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展开改革的，均无好的效果，尤其是难以取得经济发展上的效果，而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实践，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就。

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未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发展，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能否解释并支持中国的发展呢

就发展命题而言，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现代化？应当选择怎样的道路？应当确立怎样的发展战略？这些命题的思考和处理并不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才开始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时期里，我们是按照所谓“斯大林模式”进行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说并不成功，不仅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不断扩大经济落后的距离，经济短缺、效率低下、大起大落、结构扭曲等矛盾十分尖锐。“文革”时期政治运动对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经济生活本身，即发展战略和模式基本未变，只是使矛盾更为突出，以致到7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成为温饱尚未解决的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中国2.5亿左右的人口为未达到温饱线的贫困人口）。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发展战略及道路。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未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发展，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能否解释并支持中国的发展呢？于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但事实上，战后产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正统经济学家按照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和价值取向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目的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克服贫穷，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主张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弥补现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不足；实施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以替代市场失灵；进而实现赶超目标。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这种战略，但只是在初期取得了短暂的投资拉动高速增长效果，长期里经济严重停滞并且周期性波动严重，既不均衡也无发展。

7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转变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过多，市场竞争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进而主张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制度变革（休克疗法），尽快建立现代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克服政府干预过多所带来的矛盾。然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均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成就，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低于70年代之前，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又大于70年代之前。

新时期以来的我国在发展战略上总结自身和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基于中国的现实，不是以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水平作为经济发展追赶的目标导向，而是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及可能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目标；不是或者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或者强调经济自由主义，而是在体制转轨中谨慎地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将其作为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对照发达国家寻找我们的弱项，进而以进口替代加以弥补，而是发现我们自身的优势，重点加以培育以提高竞争力；等等。

可以说，我国新时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方式、道路上的实践探索，是建立在对传统“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反省，同时对西方发展经济理论实践效果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发展道路上的自信，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