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变局影响

中东地区历来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区域。2010年底以来，示威风暴席卷了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它发端于突尼斯，迅速蔓延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和伊朗等多个国家。有些国家发生了政权更迭，有的国家危机重重，整个地区局势持续动荡。这种剧变被一些西方政客称之为“阿拉伯之春”。

中东变局的根源、特点和实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分析指出，引发中东变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既有国际原因，也有国内原因。归根结底，国内原因是主要原因：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成为引发区域内各国动荡的首要因素，国家发展战略有悖于国情，老人政治的必然结果，政治体制腐败所致。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伊斯兰和中东问题教授、伊拉克流亡活动家卡纳安安马基亚认为，2003年美军攻陷巴格达令萨达姆倒台，与2011年阿拉伯独裁者接连被推翻存在紧密联系。当年的伊拉克战争只是当前中东事态的预演。与伊拉克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做法一样，今天年轻的革命者同样把反抗独裁者作为政治上的优先重点。推翻第一个阿拉伯独裁者萨达姆的行动为阿拉伯青年创造了条件。

俄罗斯科学院的专家估计，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大变局阶段是西方各国“重绘大中东版图”野心勃勃计划的一部分。这十分清楚地体现于美国军方《武装部队杂志》公布的“彼得斯地图”（MapPeters）。查看这副地图不难看出其绘制者的构想：俄罗斯和中国将被挤出地中海和中东；俄罗斯将脱离南高加索和中亚，而中国将失去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供应。“大中东计划”将使世界这一重要地域的许多国家彻底失去和平发展与稳定的前景。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说，西亚北非呈现的是“文明冲突”而非“阿拉伯之春”。战略家安东尼尼H 科德斯曼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他说：现在我们最好说“阿拉伯十年”或者“阿拉伯的1/4世纪”：各国内部和地区不稳定的一段漫长时期，在此期间，围绕伊斯兰及各个阿拉伯国家未来的纷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场“文明内的冲突”。至于它的结局：有待决定。

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和华盛顿大学学者在合写文章中说，西亚北非局势变化说明民主过渡是个持久过程。对于所有的革命而言，要保持迈向民主的轨迹，需要民众不断向有能力绑架民主抱负的力量施加压力。这意味着那些发生变革国家的街头抗议还远未结束。从长远看，这种动荡也许会以民主的形式获得回报。

越南方面认为，“阿拉伯之春”的本质是社会“革命”，也是后苏维埃时期“颜色革命”的变种，其目的是为了颠覆执政的政治制度，以建立一种新政治制度。但是，这场社会“革命”被外部一些势力利用，服务于其地缘政治目的。这场“革命”给地区和世界政治安全带来许多危机和挑战。分析家们预测，这场“革命”将不会止于北非和中东各国。

中东变局的结果、影响和前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将中东变局的结果概括为“乱而不治”。西亚北非国家政治体制确实在转型，但“阿拉伯之春”并未带来西方所希望的变化。地区动荡在持续，极端势力在扩展，恐怖活动在增加，深层次矛盾在发酵，经济状况在恶化。叙利亚局势久拖不决，伊斯兰势力进一步崛起，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伊核谈判无实质进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沈雅梅指出，西亚北非形势剧变是该地区自“9 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它不仅剧烈改写了地区的地缘架构和政治安全关系，还对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域外大国的中东政策提出重大挑战，其战略影响将持续酝酿、发酵并进一步释放出来。具体表现在：地区地缘版图被改写，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热点问题扩散，大国博弈加剧。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祖贵研究员认为，始于2010年底的中东大变局无论从所波及的横跨西亚和北非的广阔地域范围，还是从所冲击的近5亿人的庞大人口规模，抑或从它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造成的深远战略影响，均堪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动。截至2012年10月，这场大变局已经产生四个重要结果：四个国家的政权以三种模式被更替，以变革求稳定成为地区主要政治潮流，伊斯兰主义力量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迅速崛起，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地区主导地位明显上升。展望未来，这场变局有三种倾向值得关注：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可能以独有的模式发生更替，伊朗问题加快酝酿重大变化，多国重建和变革进程可能遭遇曲折跌宕。

英国伦敦都市大学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姗?法尔曼法马扬指出，在一系列重大变革之后，中东地缘政治正在迅速重组。目前，该地区形成五个“新月带”：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新月带”、沙特领导的“逊尼派新月地带”、以色列主导的“东地中海新月带”、埃及为首的“新温和派新月地带”以及“大库尔斯坦新月地带”。中东五大势力之间的矛盾将引发全球新冷战。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夫奈认为，从西亚北非乱局可以看出信息革命的政治影响。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 21世纪权力的性质，世界政治已不再仅是政府的领域。信息的传播意味着非官方的网络正在削弱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政府掌控议程的能力正在削弱。但也不应过度解读技术对政治影响，最终决定一切的仍是实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美国的中东策略需要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面对西亚北非局势，现实主义者从安全战略角度作出判断，理想主义者则将其看作推动民主的机遇。美国如果不能二者结合在一起，那么在推动中东地区发展方面难以取得进展。美国在应对埃及和叙利亚国内局势变化时，绝不能通过把每场战争都完全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方式行动，必须把行动纳入美国战略利益框架内，由战略利益来决定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