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核心提示: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2]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责任编辑:葛立新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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