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空了：出版家与民族事业践行者（2）

新中国民族事业的践行者

萨空了出生于成都的一个蒙古族家庭，从小在南方生长，与蒙古族没有太多接触，从没公开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与李维汉的谈话中提到自己是蒙古族。1950年，萨空了作为中央西北访问团副团长赴西北5省考察慰问，李维汉在车站对萨空了说：“你从现在起就恢复蒙古族的身份吧！”那次慰问，萨空了见到了蒙古人，尝到了奶食品，观看了那达慕，初次体会少数民族的生活。这也是他的民族工作的开端。

这个时期，萨空了接受了一个任务，组建一个演出团代表国家形象去各地演出，成员要由各民族组成。当时各民族最优秀的艺人被召集起来，包括刀美兰、崔美善等等民族精英，这就是最初的民族歌舞团。据他的儿女回忆：“父亲平时不怎么在家，我们跟他没有太多的接触，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时候到了周末，赶上民族歌舞团审节目，父亲就会带着我们去。我们对当时的演员都特别熟悉。”

1952年，国家为使“今后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决定创立民族出版社。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是在原中央民委参事室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改进编译出版方面的工作，使其符合专业出版社的建制和需要。中央批准建立民族出版社不久，周总理便任命萨空了为出版社社长。

1953年1月15日，在椅子胡同的原参事室所在地，所有留下的人都自己搬着椅子来到东跨院的一个大房子里，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当时在画刊组的林国志回忆说：“那天是第一次见到萨空了。对于当时二十多岁、刚参加工作的我们这帮小年轻来说，那是个大人物。解放前是知名的办报人，现在是出版总署副署长。见他的心情，不亚于那些去朝圣的人。”

成立大会很简单，没有重要官员参加，全部是“自己人”。大家围坐在屋子里，萨空了站在前面，宣读了中央成立民族出版社的通知以及建立出版社的宗旨。在林国志的回忆中：“他讲话从来不坐着，都是走来走去的，也不用讲稿。我们特别喜欢听他讲话。他的眼界很高，对局势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些天天关在屋子里的人，听他讲话特别长见识。”

民族出版社建社的当年，出版物品种就已达140多种，超过了参事室时期所出图书种数的总和。除了翻译出版政策文件和《人民画报》民文版副册外，还为朝觐活动准备了中、阿、英三文种对照的《中国穆斯林生活》，在出版当年，就发行到38个国家。

民族出版社靠国家拨款来经营，萨空了在开门办社之初就说：“我们出书越多，亏损越大，就说明我们工作得越好。”当时出版社出版的书刊大部分是从汉文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如果按汉文出版的稿酬办法来计算，国家拨款的绝大部分都要用于支付著作和翻译稿费。1953年3月，萨空了向出版总署和民委提交了报告：“凡从汉文编著的图书和从外文译成汉文的图书，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时，目前对汉文编著者和翻译者免付著作权报酬。”这个报告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成为全国各民族出版机构制订稿酬制度的一个法定准则。后来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规定。这个解决方法使有限的资金可以用于出版更多图书，迅速推动了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

萨空了对于选题工作是非常重视的，规范了选题由申报到确定的各个步骤环节。当遇到好的选题时，他会尽全力促成。清朝用蒙古、藏、维吾尔、满、汉五种文字编写的辞书《五体清文鉴》，反映了200年前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诸方面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却只存有抄本。当民族出版社的同志向萨空了建议影印出版时，萨空了直接请示了周总理，得到了总理的批示。同时，故宫属文化部管辖范围，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正是萨空了的岳父郑振铎。“没有萨空了，这件事是办不成的。”庞宝光说道。图书出版后，一时在国内外特别是国际突厥学界引起轰动，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金奖，这是新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的第一个国际金奖。萨空了曾说：“我们做了一件清朝皇帝都没做到的事情。”

从1955年《民族画报》创刊，1957年《民族团结》杂志创办，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萨空了一直负责具体工作。画报的每一篇稿件他都会看，甚至标点都会改正。萨共旗回忆当时父亲的工作状态：“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就又出去工作，或者到书房改稿子。连夜送来的稿件，他第二天就改完了。”

“从50年代起，画报社每年在春节前后，趁记者都在北京的时候召开全体业务人员参加的采编会议，萨社长只要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每请必到，”当时郝纯一是从新华社调到《民族画报》的，“萨社长在会上给大家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少数民族方面的情况及宣传报道中应注意的问题。萨社长说过，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专门为少数民族办一个画报。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萨空了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他的指令也一向是准确的。“萨社长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会解释得非常清楚、明确，让我们一下就明白要怎么做。他没有架子，常常带着微笑，心平气和地讲话，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当时还是青年人的林国志觉得每次与萨空了的接触，都受益匪浅，“被他训一顿都觉得舒舒服服的。”

对于青年人的成长，萨空了非常重视。“当年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社里组织的夜校学习，整天混在一起，感情特别好。”几个当时的年轻人、现在的老先生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还是很快乐。萨空了经常嘱咐：“出版社的编制不妨稍大一些，现在国家正处在建设时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我们多吸收一些青年来，经过培养和翻译实践的锻炼，成熟后可留社工作，也可以支援地方。”出版社的干部来自各民族地区，在出版社工作一个阶段后，大多数又陆续回到本民族地区，成为民族地区建设的重要力量。

大众化传播思想

萨空了在《立报》副刊《小茶馆》的“点心”专栏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专栏是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称为的‘下层民众’的，它将努力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些有益于他们的思想进步和增进常识的文章。副刊称之为‘小茶馆’，就是希望黄包车夫也能进来坐坐。”

《立报》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日销百万为目的！”办一份大众化的报纸，是萨空了的目标。曾有人说，《立报》是立着看的，“候电车时随手买来看的，电车上拉着皮圈看的，开电梯忙里偷闲看的，他们都是立着的。”看《立报》的多是劳动群众。

“我们感觉到中国报纸大众化的需要，是因为中国近百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而最大多数国民仍若默然无动于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数国民，不能了解本身与国家的关系，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最大多数国民，不能读报，实为最主要原因。”萨空了的这段分析，一针见血指出了当时国人精神麻痹的病源，“使全国人民觉得读报，真和吃饭一样的需要，看戏一样的有趣，然后，国家的观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数国民的心中，国家的根基才能树立坚固。”

曾经有读者在来信中批评一些大报广告太多，文章也是无关痛痒的话，报价还很贵。而《立报》没有这些毛病，“只要省吃一根油条，已差不多够买一张。”他提议大家都来订阅《立报》，念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听。萨空了专门发表了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同意他的向民间推广报纸的运动。我们希望能在各地都有抱了为国家社会服务为职志的人，在各地创办像《立报》这样的报纸——以贱价卖意识正确的报纸给民众看，那真是可以救国的。”

而萨空了对于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是在办《新疆日报》以后：“在北平、上海和香港，我做了十几年的新闻记者，每天在写文章发议论，实际上那时我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而已。‘行万里路’，对一般知识分子，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真的面对了事实，你才能懂得那事实中的问题之所在。”

后来，萨空了在民族工作中贯彻了这个思想。

萨空了一贯认为：一个出版社只靠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办，是不会办好的，一定要打开大门，依靠广大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去搞，坚持群众路线。这套方法，在今天的出版行业中也仍在使用。

萨空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时兼任民族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他在人美社专门成立连环画编辑室，汇集了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将一些经典著作改编成连环画。人美社的很多优秀连环画由萨空了带到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说起动因，萨空了自己做出解释：“中国十亿人口中八亿是农民，我国版图内多半数是民族地区，文字难识或无文字，文盲比重大。但是即便不识字的人，对图文并茂的连环画也能看懂个大概，如果再有识字的人从旁边教教，还可以起到扫盲的作用。识字的人拿来看图，也可以通过美术感染力受到教育，可谓一举多得。”

1961年，针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少数民族文版翻译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由胡愈之和萨空了分别代表文化部和中央民委两个系统召集了座谈会。国务院和社科院的有关领导、在京的语言专家、《毛选》五种外文版和民文版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非常权威的。萨空了在总结会上对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关于翻译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直译”“意译”“信、达、雅”等主张，现在达成共识的观点则是“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也就是说翻译过来的文字要使读者能看得懂，能像原著民族的读者读原著一样，心领神会，受到感染和教育。这个原则不仅成为翻译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也成为出版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