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空了：出版家与民族事业践行者

萨空了在张家口观看军事演习（照片由民族出版社提供）  

萨空了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参观民族宫展览（照片由民族出版社提供）

一九六四年萨空了与乌兰夫在蒙古包内交谈（照片由民族出版社提供）

第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萨空了在民盟小组会上（照片由民族出版社提供）

翻开萨空了的简介，内容十分惊人。他曾任多家知名报纸的记者、编辑、主编及经理，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新闻总署副署长、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局长、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创建民委下属数家单位并主持工作等等。在这些成就背后，是过人的智慧、坚定的意志和全身心的奉献。

从《立报》开始

初接触《立报》，萨空了先接手了副刊《小茶馆》，一年后，于1936年正式任《立报》总编辑兼经理。这张小报的稿件，萨空了是这样组织的：“对于国内外新闻，在各通讯社稿件基础上，摘取其主要内容，变成简明扼要的消息；需要发详细内容的稿件，重新编写，力求文字简洁；对于当地的重要新闻或社会新闻，花大力气派自己的记者去采写；对一些吸引各界读者注目的社会新闻，则采取抓住不放的办法。”

《立报》对于中外瞩目的“七君子案”就做了突出而持久的报道。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了公开信《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响应，他代表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给四人回信，表达了合作的意愿。《立报》对于自己报道的方针也更明确了：“团结、动员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报》对之后救国会的抗日活动加大了报道力度。这些活动直接刺激了国民党当局，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得到消息时，当天的《立报》开印在即，来不及了解情况，萨空了决定先发消息，让群众知道七人被捕之事。当天的《立报》发售之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震惊与反应，国民党当局必须对这次逮捕行动进行说明并且按法律办事。以后，《立报》每天都要报道相关消息。

《立报》在上海终于打开了局面，成为小报中销路最好的一个，为促进联合抗日作出努力。但是很遗憾，1937年，上海沦陷，《立报》也不得不停刊。

1937年末萨空了只身到香港，适值潘汉年与廖承志在香港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他们一直关注并认可《立报》，以共产党的名义投资三千元港币，支持萨空了把《立报》再办起来。1938年4月1日，香港《立报》创刊，萨空了担任总编辑和总经理。萨空了在发刊词中写道：“香港《立报》在经济方面，虽然和上海《立报》是两个不同的组织，精神方面却完全一致。”

副刊《言林》经常宣传来自共产党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步思想，还刊登一些特约航讯反映共产党的声音。一些敏感的青年从《立报》得到进步信息，就主动跑来，要求去陕北参加抗日运动，希望《立报》提供支持。萨空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的情况：“我把这些情况向廖承志同志反映了。经过他们研究决定，让我作初步考察工作，然后把这些青年人介绍给廖承志同志，再由他介绍给广州，由广州的同志安排他们去延安。”一批革命青年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了延安。

香港《立报》创刊不到半年，萨空了与亲近国民党的成舍我在立场和观点上发生了分歧，萨空了决定离开。当时正在为抗日运动奔走的杜重远为了建设抗日大后方，已经三渡天山去过新疆，他向萨空了解释：新疆的督办盛世才已经打出抗日的旗号，还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他们辗转汉口的时候得以会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后来杜重远曾代表萨空了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周恩来表示他们现在在党外，比在党内更方便工作。

周恩来的这句话后来得到应验。1941年，邹韬奋代表救国会、廖承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找到当时在香港的萨空了，希望他在香港参加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救国同志会，由三党、三派组成，萨空了作为其中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成员接受了这个任务，出任督印人。创办《光明报》，是因为当时国民党不承认除了国共两党外，中国还存在其他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在重庆没有公开宣布的可能，因此决定在香港办一份同盟的机关报，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同时为今后的宣传工作准备舆论阵地。在刊行之初，就提出“国内如有力之党派难抒发其言论，而大多数之国民顾未得自建其言论机关，本报愿贡献国人为言论抒发之公共园地，凡无背上列原则者悉为刊载”的原则。为避开新闻稿送检被扣发的危险，《光明报》以广告的形式刊登了《中国政团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两个重要文件，惊动了国民党当局，香港政府在压力下多次对《光明报》的稿件进行扣压和删改，报纸常常“开天窗”。

虽然《光明报》经历了多次停刊与复刊，萨空了在香港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1948年，他担任中国人民救国会和民盟南方总支部国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为了让境外及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从香港回到内陆、再辗转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萨空了奔走于驻香港的英国政府。负责这一系列工作的有廖承志、潘汉年、范长江等人，由萨空了出面联系英国政府机构租用船只。这样的安排有几个优势：萨空了的英语比较好，也不是太知名人士，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员。结果，一批由上海转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通过这条水路抵达了解放区，为召开政协会议做准备工作。1949年6月，萨空了在北平协助胡愈之创办《光明日报》作为新中国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他出任秘书长，同时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萨空了与郑振铎的女儿郑小箴结婚，他们育有两女一子，名字分别为萨新旗、萨社旗和萨共旗。1962年，萨空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萨空了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那时萨空了的身体很不好，1972年6月，他通过了斗私批修检查，被允许回北京治病，儿女去车站接他的时候根本没认出来：“头发全白了，特别瘦，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样子。在湖北镶的牙特别难看，全都龇着。当时他是65岁，看着像七八十岁的人。走路抬不起脚，一点点往前蹭。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下。”他的儿女现在仍收藏着27份斗私批修材料。

萨社旗毕业选择工作时有三个方向：去医院、当教师和当工人。在征询父亲的意见时，萨空了让她去当工人，“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萨社旗得到入党机会时，萨空了非常支持，“我父亲对子女的政治生活还是很关注的，他对党十分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