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以毛泽东时期为视角考察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2）

由上可见，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个历史事实是不能抹杀和否定的，如果没有上述成就作为基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难以设想的。有些人不顾事实，无限夸大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否定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这是极不严肃的，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尊重事实的道德原则。他们这样做是企图通过抹黑历史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企图改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一切有良知的、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的谴责，也遭到国外正直的学者的反对。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通过对历史背景的分析和大量数据证明，毛泽东时期的现代化，以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特点，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毛泽东在探索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久，发生了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5］“揭了盖子”是指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捅了娄子”是指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这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思考，力图探索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这不能完全涵盖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不足以反映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全部历史课题。有人说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犯了“大跃进”这样的错误，路走不通了，所以重提阶级斗争，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应当如实地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同时他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应当“三七开”。所以，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之一，这是从他致力于解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能够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而言。“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一种尝试，是失败的，但作为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的。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但不能否定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

毛泽东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以探索的历史性课题。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是在经历并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党在新时期面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也将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过程。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的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避免党与国家改变颜色这两个方面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虽然他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还有缺欠，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任何杰出历史人物的功绩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中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6］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同样，毛泽东对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探索，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陷入误区，但他从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发出的警示开始，继而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做出最早的、明确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对于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出于私心”、是所谓“权力之争”等谬论。正如邓小平所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7］这就要求我们在区别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走向成熟的。毛泽东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及其所积累的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