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大跃进”运动,同时展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1958年8月底的北戴河会议作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决定。经过两个月时间,到9月底,宣布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到10月底,全国公社化全部完成,将原有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为26000多个公社,平均2.5个生产合作社为一个公社。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河南省修武县由245个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基于对我国形势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判断。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见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这两场运动滋长了党内许多同党的群众路线格格不入的歪风,后果恶劣,影响深远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是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许多党长期依靠的积极分子受到排斥打击,党内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抱怀疑或抵制的同志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不可避免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不少人还被提拔到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歪风邪气盛行,影响恶劣。
(三)这两场运动的结果,严重损害群众利益,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
1979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指出:“大跃进时,广大群众热情很高,我们领导上加了高指标、瞎指挥、刮‘共产风’的错误,结果损失很大,据有同志估算,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经过三年调整,才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更严重。除了政治上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现在不说以外,在经济上,据有同志估算,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这两次大的折腾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在经济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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