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历史方位探寻整治“四风”路径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凝党魂聚民心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也必须从党的历史方位来考察、反思和探寻，才能找到根治“四风”顽疾的“钥匙”。

一、与“四风”的斗争始终贯穿于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全过程。

追溯历史，“四风”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已有之，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次反复出现过，每次只是具体内容和形态不同而已。这就是说，“四风”不是凭空的、偶然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因此，我们只有首先从历史积淀的进程中找到党的历史起点，才能把握整治“四风”的脉搏。

早在1929年，毛泽东针对红军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指出享乐主义是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泽东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曾多次受到形式主义的干扰与危害，也是他最先批判了形式主义。在中央苏区，他就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两种在群众工作中出现的、同群众观点根本对立的“主义”。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成功地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延安整风，培育并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建国之初，为经受住执政考验，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果断处决腐败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壮士断腕的强烈反响。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列举了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等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谆谆教诲：“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还认为，官僚主义除表现为命令主义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主要又表现为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并告诫全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江泽民同志强调：“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领导干部要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