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政策的源起（1960年之前）（4）

（七）

如果说在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史上存在着自相矛盾，那首先是对自由价值观的推广与对民主的捍卫，是通过一些秘密手段而非民主手段在世界上传播的。在这一时期的整个过程里，中央情报局这个创立于1947年的美国新情报部门的确曾经起到过关键作用，它的作用到后来才被人们认识到。从194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文化活动处”的存在是冷战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的确，矛盾的是，正是国会拒绝现代艺术的“愚蠢”促使美国情报部门巧妙地在文化领域内投资。中央情报局用掩护身份和秘密资金进行工作，不会遇到与（美国）国务院相同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必须将政策向国会汇报。在195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局长艾伦·杜勒斯的推动下进行了许多这方面的活动。在思想层面，中央情报局资助重要的文化自由大会，这是一个汇集了欧美人士的知识分子“同仁”团体，中情局还资助一份在伦敦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左派刊物《遭遇》（Encounter），这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交汇点。在文化层面，中情局支持一些艺术巡展，影响好莱坞的电影拍摄，帮助传播古典音乐和当代音乐，包括帮助赫伯特·冯·卡拉扬和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重获声名，捍卫一些美国作家，尽管他们对美国持批评态度，但中情局让他们被欧洲了解（杜鲁门·卡波特、塞林格和索尔·贝娄），中情局尤其承担了向国外传播美国抽象艺术的工作。

曾任纽约MoMA总干事的托马斯·布雷登在1950年加入中情局，他是中情局负责监察文化关系的人。如同他在后来一次采访中所解释的（这次采访的存在本身就是令人惊奇的），不同观点和颠覆性的艺术作品得到了中情局的容忍，只要“它们是被定位在冷战的整体框架中的”。在其他方面，中情局通常是反民粹主义的，在那个时期它更倾向于反麦卡锡主义，中情局可以信任一些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前卫”也好，曾经是共产党也罢，只要他们代表着言论自由就好，这是与“铁板一块”的苏联社会相反的。在中情局的领导人看来，重要的根本不是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内部争论，不是去弄清楚人们战前是否是共产党，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对战后欧洲的艺术与知识分子群体施加影响。在这一框架内，杰克逊·波拉克在1930年代是共产党并不碍事；中情局看重的是他的作品是抽象的，他代表一种新的非政治化的艺术，他有着同样的冷战信念，即捍卫艺术家的绝对自由和艺术的自由。

虽然，因为缺少整体可信的情报而无法说出其规模，无法说出有哪些艺术家曾经获得资助，也无法说出真实的目的为何，但是由美国情报部门进行的这种文化外交无疑一直是边缘性的。相反，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他们使用的组合方法：中情局资助一些美国私人基金会，再由这些基金会去资助那些多次组织展览和文化交流的独立机构。这是多么自相矛盾的事！致力于文化自由和追求真理的政策竟然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有时甚至在谎言中进行的。

总之，这种货真价实的“反共智慧”的独特与大胆令我们感到吃惊。加上（美国）国务院以及一些基金会和重要的美国艺术机构的活动，这构成美国文化与华盛顿制定的外交政策之间的独特联合。这显然证明了，随着他们意识到美国现代艺术成为世界的创作核心，结束了他们对于欧洲人的劣势感，美国懂得在外交政策中利用文化。那些反对抽象现代艺术并一直反对当代艺术的国会议员，他们应当从中得到教训。

虽然我们认为它们渗透了文化机构，但不应夸大美国情报部门或者（美国）国务院的影响，深入分析将证明这是错误的。之所以那些基金会和MoMA这样做，那同样也是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相信美国的艺术家自由的思想，因为在1950年代他们的骨子里是反共的。让一些同样拥有美国价值观的私人和独立的机构来领导美国的外部文化政策，这也是美国的力量所在。这种干预模式在今天仍然广泛实行。■

（作者系法国社会学家、记者，曾任法国驻美国外交官。文章节选自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出版的《论美国的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获北京颜子悦文化艺术工作室特别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