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在伦理社会中面临的文化困境

■ 李道儒

在中国，法治观念历来淡薄。从传统文化看，过去中国建朝的基础是道德礼教伦常，而非法律，法律仅处于辅助地位；立法基础也是道德礼教伦常，而非权利。西方各国法律在保障人权时用民法，以物权和债权为先，旧中国却只有刑法而无民法，因为中国以百姓义务而不是权利为先。现在我国已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执法机构也较健全，但更多仍停留在浅表层次，建设法治社会依然任重道远。

比如在我国，无论个人与机构，发生任何违法犯罪事件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的是找熟人托关系，即不是寻求法律的了解和裁决，而是寻求权力的消解和庇护。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相信人情可靠，不信法律权威；再进一步是，迷信权力，不信法力；更深层是，追求特殊，而不追求公平。这种文化心理，千百年来催生了权力寻租，也助长了人治发达。

这种文化心理从何而来？中国是个伦理社会，以家族为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就是个大家族，故有“家国”之谓。家族生活中，男女老少，尊卑强弱，亲疏厚薄，各有差别，相处中只有细致周到，圆润妥贴，方能关系和谐，生活顺畅。而遇到矛盾争执，则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多来个“酌情处理”，不会轻易动用“官司”。周公制礼及孔子将其化为伦理后，国家之内，家族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依上下尊卑个个排位，而且必须各就其位，按所在位置要求说话行事，如上必须帮下、下必须尊上、强必须扶弱、弱自然靠强以及“苟富贵勿相忘”等等，不得僭越。如此，社会自然稳固有序，凡事均有轨可循，这里，伦理纲常成了维护秩序的事实法律。于是，每个人都不是独立之人，都有自己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组织（相当于现在的血缘圈、战友圈、同学圈、老乡圈等）。遇到家庭暴力、经济纠纷、盗窃诈骗甚至杀人越货等争讼，很多不会想到也勿需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而是在宗族内部或宗族之间自行协调解决，政府一般也不干预。即算打到“官府”去，双方自然都会动用各自的伦理关系，争取有利于己方的结果。执法者同样受此文化影响，基于伦理的巨大力量，考虑各个渠道与关系的招呼和托请，在情与法的冲突面前，常常陷于两难境地，出现很多“人情执法”。

这根错综复杂的人伦纲常链条，归根结底是以人治为根本，以权力为核心，以人情为纽带，紧紧相连，难以切割。而链条之外的，如民约、官规以及后来的所谓法律，都在权力以及掌权人之下，都在人情伦理的浸润之中，至今余音袅袅，挥之不去。中国历史上的“外戚”横行以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俚语，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经典诠释。而当今的“拚爹”“干爹”“我爸是李刚”等现象同样是中国伦理文化在现代的同质反映。一个正常政府与社会，任何事情依法依规办理本应是常态，却因为伦理的权力化，权力的法律化，而变成了特事特办或看人办事。这样的结果，导致的是特权和特权的滥用，消解的是法治和法治的施行，破坏的是公平和公平的实现。法治是公平与正义的保障，政府公权力的使用应该受法治原则的支配与约束，不可随意滥用，更不能变成自己伦理关系（情感圈子）和伦理组织（利益集团）的保护力。然而，由于伦理力量的覆盖与狙击，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中依然只是个丫环和狱卒的角色，甚至有时还变成了娱乐明星。法治要么缺位，要么无能为力。

康德说：“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这里的法律内涵当然包括立法与执法的公正。不过，要形成好的法治环境，还需要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启蒙与法治文化的自觉，遵法与守法必须成为常态与习惯，没有这一条，法治在我们这个社会便难以“成活”。毕竟，一个社会，如果权力寻租是例行公事，公平正义只是口头禅，人情执法司空见惯，行为准则不以法律为底线，一句话，只讲尊卑，不论是非，只讲亲疏，不论对错，那么，这个社会离真正的法治还相距遥远。

（作者系湖南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