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医务人员生存环境不容忽视（4）

【启示与思考】

一个医生的遇害，引起了医生群体的集体悲伤。这种悲伤，不仅仅是在痛惜一个同行的生命逝去；这种悲伤，还源于自身工作环境的恶化。所以，悼念活动成为了医生们表达愤怒和释放压抑的一个渠道。

到底靠什么来保证医生的从业安全和职业尊严呢？当然，凶手是必须得到严惩的。即便，一个事件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是，当凶手将屠刀伸向无辜的医生时，他们就是杀人凶手，他们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人的生命必须得到保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得到维护。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那些医闹暴力也必须严厉打击，不能让医生在一个暴力围绕的环境中工作。哪怕，为此增加保安的力量。

尽管，医闹已经成为横亘在医院和患者之间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存在严重地威胁了医生的人身安全和医院的工作秩序，但是，他们也只是寄生在医患紧张关系之上的寄生虫而已，他们的确在激化医患之间的紧张，但他们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来源。如果，以为打击医闹就可以消除医患之间的紧张，无疑有些过于乐观。事实是，对于那些极端的伤医事件还有一个防御的方法，就是加大医院的安保力量。这当然有助于在一段时间内，维护医院的秩序，保护医生的安全。但如果问题已经发生，纠纷已经存在，医生真的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他们不会一直在医院工作，医院的保安也不可能提供贴身的服务。安保力量的增加，更多是在警示，并不能真正杜绝悲剧的发生。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只能是，理顺医患之间的关系，让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冲突不至于恶化到动刀动枪的程度。这就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完善。一是，改变以药养医的模式，让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回复到单纯的治病救人的状态。否则，患者很难对医生有真正的尊重，一旦他们觉得自己被医生欺骗，就可能在焦虑中做出糊涂之事。二是，建立更为客观中立的医疗事故界定机构，让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纠纷可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制度化解决，而不会恶化。

我们可以把温岭的杀医事件看成个别的事件，但医生们的普遍反应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环境的危险。因此，必须在悼念逝去的医生时，看到医生群体的整体诉求，并将这种诉求纳入到制度的设计当中，不断地完善制度、消除隐患。

回顾温岭刚发生的医患冲突，杀医嫌犯去年3月份做的手术，从12月开始找过医生四五次，甚至有一次跪在医生面前，要求继续治疗；而医生认为手术没有问题，看见患者下跪觉得特别难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双方沟通四五次未有共识之后，是否曾想到找相关调解机构？患者家属早知其不满医治结果，为何也没想到去找调解机构解决问题？如果早些经过“第三方”的调解，事态还会否演变为暴力行凶？

是时候好好检视医患调解机制了。没有一个有公信的“第三方”机构，矛盾中的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很容易演变为暴力冲突。现在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检索，找到很多地方成立医患调解机构的消息，但这些机构具体怎么运行，患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寻求调解，医生是否可以主动要求调解，却基本找不到详细信息。

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细化相应的调解制度，比如，明确调解机构成员招募标准，确保这一机构的中立和公信；明确调解程序启动的标准和路径，让所有医生或患者面对矛盾时，知道怎样找到说理的地方。把这些调解信息在每一个医院张贴传达，肯定比单独加强安检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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