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是二次改革成败的关键（2）

二、政府过多干预、垄断是既得利益形成的两个重要条件

在中国社会中，既得利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可能是一个十分复杂问题，也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既得利益的产生和发展，肯定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痛苦经历有密切关联。但从本质上说，恐怕与另外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公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二是垄断，抑制了市场、社会竞争的活力。前者可以看做既得利益形成的权力条件，后者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形成的社会条件。

从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看，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对社会的干预。对市场过多的行政干预，突出地表现为市场门槛过高，行政审批、许可过多过滥，不仅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经济的活动力，降低了人们创业的意愿，而且助长了公权力的滥用，为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看看这些年出现的大量官员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与土地出让、项目审批、工程上马等息息相关。从对社会的过度干预看，主要是社会组织发育不良，为市场和社会服务的成熟社会组织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客观上也为政府过度地干预社会提供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得利益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公权力过度扩张和滥用的过程。而过多的行政干预，恰恰为既得利益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既得利益的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垄断。这种垄断既包括市场中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也包括对权力的垄断。前者为既得利益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社会空间，后者则为既得利益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权力资源，使其有更大的能量在资本并购、企业上市的运作乃至掠夺社会财富提供保障。

三、破解既得利益要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

破解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有多重路径和选项，如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校正被扭曲的社会利益格局，开放市场，打破垄断等，但笔者认为，最核心的还在于约束公权力，打破政府对市场、社会的过多干预和公权力的过度膨胀、扩张，如果不改变既得利益掌握资本、资源和权力这样“三位一体”的格局，向冲破它将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因此，破解既得利益的根本之道，必须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选项既考验我们的勇气，也考验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