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人民反对腐败

惩治腐败，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对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预防和惩治腐败，一方面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能力；另一方面，依靠人民群众可谓最有效的手段。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惩治腐败，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对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预防和惩治腐败，一方面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能力；另一方面，依靠人民群众可谓最有效的手段。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反腐倡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难题。通过纵横比较可以看出，依靠人民反对腐败是最有效的反腐途径。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统治中，历代帝王几乎都希望官员清廉，也都采取各种手段反对腐败。在某些特定时期，这对于改善吏治，缓和社会矛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朕意即法律，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权立法，也可以随时破坏法制，因而反腐败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此外，封建朝代是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官僚政治，官吏的管理办法只能上级管下级，官僚只需对上负责，而皇帝及官僚体制又缺乏足够的行政监察，结果只能导致权力监控的缺位和缺失，为权力滥用、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隙。千百年来，包拯、海瑞等清官深受百姓顶礼膜拜，但清官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个例”永远抵挡不了汹涌的腐败暗流；而重典反腐尽管至今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但贪官头颅并不能防止制度性腐败的蔓延。

今天的发达国家，虽然对政府及其官员有一系列具体明确的廉政规范性制度措施，腐败治理制度较为成熟，但要看到，一方面，这是长期制度建设的一个成果，甚至包括通过“组阁制”及政商角色互换的“玻璃门”把系统性腐败纳入制度体系内部；另一方面，这些制度一旦被输出到其他国家，在防治腐败上就会出现失效现象。20世纪初期，美国的托拉斯横行无阻，他们与政府官员、司法人员、国会议员相互勾结，串通作弊，以致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美国社会各界掀起了“黑幕揭发运动”。据有关资料反映，在当时的90 个议员中，有75 个收受大量贿赂。政府机关完全听命于工业和金融集团，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律和民主。从官员的行为看，腐败现象也是十分惊人的。日本的里库路特行贿受贿案涉及7000多人，几十人被捕，两届政府因此而垮台，两位首相引咎辞职。今年7月9日，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最为腐败的十个国家，都是实行多党制和所谓“议会民主”的国家。其中，海地在1930年代就完全照搬美国宪法，其“清廉指数”仍然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都是多党制，其腐败现象也是触目惊心，以至于人们从心理上习惯于“谁坐庄谁腐败”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南亚病”。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反腐败制度不是普遍适用的。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并且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基本的反腐力量，强调“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井冈山根据地与苏区的反腐败斗争中，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在延安时期，普通工农和士兵委员会成为监督腐败与反对腐败的主体。连美国驻延安考察组都承认，当时延安政权是世界上最清廉的政权。考察组成员戴维恩在秘密报告中说：“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至今引人深思。毛泽东还说过，“谁要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他在向腐败分子叫板的同时，自己已经站到反腐前沿，并把自己放在接受全国人民监督的位置上。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在反腐败斗争中，公检法等机构重视发动公众参与，使得这一时期的官员很少出现腐败。“文革”中，由于极“左”错误影响，单纯以政治运动来动员群众以“四大”形式反腐，而未能将群众的参与纳入制度性轨道，反而错误地“踢开公检法”，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吸取“文革”教训，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们更重视反腐败制度的建设，也一直在积极探索人民反腐的新途径。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崛起的过程中，“网络反腐”赋予了反腐败斗争公众参与的新形式。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案件中，70%来自群众举报，许多大案要案的侦破也离不开群众参与。从根本上看，中国共产党要彻底根治腐败，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依靠人民群众反腐之所以非常有效，因为最有动力反对腐败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反腐工作最积极、最能动的要素。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反腐败具有巨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