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科学成为上帝—转基因水稻争议中的哲学问题（2）

别让科学走在无人的街道上

到底是什么让一些科学家对转基因水稻自信满满，一边在研究方法上并不谨慎，一边又藐视“民意”，预设公众不懂科学呢？这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的专业化，它和哲学，和人文学科，甚至和公众的一刀两断。科学家们走在无人的街道上，和公众渐行渐远。

这很奇怪。不要说古希腊的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等人了，即使是到近代的黑格尔、恩格斯等人，大概都没有想到，现在的科学，居然和哲学分道扬镳了，而且一个科学家，还可以对哲学没有兴趣。

在古代，哲学是很多学科的母体，各门科学自然包容在其中，一个哲学家在思考哲学问题，也是一种科学研究。但到近现代，各门学科的发展，一个一个地离开哲学母亲，并且翻脸不认人了。自然科学尤其如此，它的高度专业化、技术化，使科学显得好像与哲学无关。

可我们清楚地记得，在近代，很多有杰出成就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比如康德、莱布尼茨、笛卡尔。而很多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说他们是哲学家也不会过分，比如牛顿、伽利略。到了现代以后，仍然如此。像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普利高津等杰出的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的区别并不是太大。可以说，一个理性的科学家，是不可能缺乏哲学素养的。他们共同做到了一点：在思考的抽象性上，老百姓可以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在方法上，在价值关怀上，吻合人们的认知和道德直觉。

很遗憾，这种情境，现在很少出现了。

科学和哲学切割的结果，就是科学家们追求知识的积累，却不问一下所得出的这种知识，最终是否靠谱，最终不靠谱的话怎么办；而和人文一刀两断，就是把自己玩成一种霸道的知识体系君临天下，不问一下自己在道德上，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凭什么认为世界就在自己脚下；和民意一刀两断，在知识论上似乎是正确的，毕竟知识的真假和赞同它的人数，以及人的意志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但它的结果是科学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人对于它可以进行选择，而不是人要听从于它。这几个结果，在转基因争论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既然这样，那除了政治力量，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约束科学主义的自律演进了。无怪乎，我们会人为地制造一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科学技术对于 “风险社会”的巨大贡献，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在上述分析的背景作用下，科学既缺乏自我约束，又缺乏哲学、人文、民意的约束，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度所造成的盲目性，我们实际上很难对科学技术的全部后果进行预测和控制。相信科学能解决它所造成的全部问题，和相信它是上帝也许是同一个命题。而比之于人类的食品转基因化所带来的风险，过去的非典、禽流感、核泄漏之类的风险算得了什么呢？

毫无疑问，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们往往容易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没有价值关怀的形象。在某些电影的描述中，他们甚至会变得比较恐怖，比如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实验一些杀人试剂，人在他们那儿，和一只白鼠没有区别。这或许是艺术对于异化的科学技术的抗议。

但无论怎样，我们这个世界，是被科学改变成这个样子的，阻止科学，以及科学家对这个世界的继续改变无异于以肉身阻挡历史的车轮。要解构“科学主义”这一神学，胜算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一个民族的未来，交给一些力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科学家吗？很多人愿意回答“不可以”。但非要我们回答“可以”呢？也许，我们只能要求，这需要一些严厉的前提，即科学家们能够提供一些保证，尽管这些保证，从根本上而言，我们知道是很难做到的。

这些保证，首先就是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科学家们在品行方面靠得住，以及在提供“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神秘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上靠得住。但在转基因争论中，一些科学家早被环保组织指控和种子公司有利益勾连—虽然只是指控；知识的可靠性，也因方法的错误，以及转基因的复杂性而大打折扣。

其次，还得有其它保证。比如，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类命运的担当，对科学限度、边界的意识……

如果这些保证落空，而粮食转基因化，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场可能输不起的巨大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