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下的中国与埃及关系

埃及全称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地跨亚、非两洲，大部分位于非洲东北部，只有西奈半岛一小部分在亚洲。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9000多万①，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多信奉伊斯兰教。埃及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同我国建交的阿拉伯、非洲国家，从遥远的古代到现代一直与中国进行着不断的往来，其发展的历程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对其日后的交往影响较大。

一、中埃发展历程的回顾

（一）中国与埃及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1、中埃关系追溯--古代地缘关系引起的中埃交往的形成

在历史上，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与中东地区的埃及均为人类古老文化的发祥地，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其表现为：埃及和中国文明都是农耕文明，前者产生于尼罗河岸边，尼罗河哺育了法老文明，从而有了金字塔这样的奇迹性建筑；中国则诞生于黄河流域，黄河的水浇铸了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也是建筑中的一大奇迹。埃及和中国的历代王朝统治者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两大文明通过通商之路建立了联系。古埃及人通过西奈半岛走上通商之路，到达巴比伦，再前往东亚，很多埃及商人通过这条路抵达中国。在2000年前中埃就开始了友好的往来，表现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最早记载有关阿拉伯的史书有《史记》《汉书》和《通典》等。“阿拉伯最早记载有关中国的文献是埃及人托雷美于公元前150年撰写的《地理书》”②。

陆地贸易：公元206年到公元25年，张骞奉命先后于公元139年和公元119两次出师西域，陆续开辟了后来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它从我国古都长安起西去经天山南北，由喀什穿越今天的阿富汗、伊朗抵达阿拉伯地区。经由这一古道，中国的丝绸，纺织品，瓷器和漆器等被远运阿拉伯各地，而中亚和阿拉伯各地的特产又被运到中国。

海上贸易：公元25年到220年，班超在明帝执政年间受谴再度出师西域，重新打通西域通道，并于公元97年派副使干英从陆路经中亚到西亚各国访问，干英此行为中阿之间的海路交往提供了依据，于是在公元5世纪伴随航海业的发展，中国的远洋帆船已航到波斯湾头，而据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马斯乌迪在其著作《黄金草原与金石矿》中说，“公元5世纪前半期幼发拉低河畔的西拉城下就是常常有中国商船远航到此，同云集此地的各国商人进行贸易”③，可见，我国与埃及的海上贸易已经开始发展。由于陆地贸易，海上贸易，文化交往促进了中埃之间的交流，争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同时它为以后中埃更频繁更广泛的交往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2、建交初期---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埃建交

1956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提出了“求同存异”的主张，得到了与会亚洲非洲国家的认同于接受。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会晤了埃及总统纳塞尔，并就如何开好会议和发展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友好的交谈，这次交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之后，“中埃两国政府于1956年5月30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④，同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到开罗赴任。同年9月17日，第一位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这表明中埃两国正式开始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往。

中非关系几十年来不断超越西方殖民主义思维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逻辑，尤其摈弃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的巧取豪夺或者同情施舍，建构起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的国际关系新模式。

1999年穆巴拉克第7次访华时对江泽民主席动情地说：“在出访其他大国时，我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一到中国，则感到亲切和放松。”2006年10月30日，穆巴拉克在开罗接受中国新闻机构常驻埃及记者的联合采访时兴致勃勃地说“：访华对我而言就像回家一样。埃及没有把中国当作一般的友好国家，而是当作兄弟来看待。”

3、提升经贸往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为基础

苏伊士运河连接全球两大经济区域——欧洲与亚太，是波斯湾石油通向欧美的“捷径”。因此，埃及具备借助苏伊士运河影响全球能源、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的能录，这种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大宗商品进口国，与埃及的关系具有更难以替代的重要价值。

在1999年4月穆巴拉克访华时，与江泽民签署了《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公报》，从而使两国交往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表现为双方高层接触有所活跃，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吴邦国、李鹏等多次会见埃及领导人，埃及领导人穆巴拉克、詹祖里、苏鲁尔等多次访华，双方就在经贸以及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99年中埃进出口商品总额为7.5022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7.15875亿美元，进口3436.3万美元。⑤可见埃及与中国的经济交往出现大幅提升的景象。

二、变局背景下中国与埃及的关系

2011年1月25日埃及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从而发生了政权更替。埃及民众抗议浪潮，反映了民众希望通过改革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诉求，埃及变局性质的内生性与民众诉求的合理性，与中国尊重其他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传统政策主张并不相悖，从而导致了埃及变局发生一年多来，双方的合作关系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双方的合作与交流仍保持了健康的发展，表现为新任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首访中国，中国领导人与他举行会谈、会见，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2011年7月13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玉光与埃及专利局局长阿代尔签署了中埃两国2011年双边合作计划。

2012年7月20日，胡锦涛会见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埃及总统特使、外交部部长阿姆鲁。这一阶段两国结合各自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稳步推进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大项目建设，扩大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交通、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达到创纪录的1959亿美元。中埃双边贸易达到了88亿美元，增长26%。中埃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三、中国与埃及关系的发展，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不断发展转型，也丰富和扩大了中国中东外交的内涵

（一）相似的历史背景，共同的利益使中埃两国交往不断深化

中国与埃及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有了超过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双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古代中国与古代埃及都是过着游牧的生活且他们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相同的；居民信仰的都是一神论的信仰制度。

两国都有着被侵略的历史遭遇，两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家。可见相似的生活习性，相似的宗教信仰，相似的历史遭遇加之地缘关系，为中国和埃及两国相互交往奠定了基础，所以才会出现2000年以前至今的中国与埃及的不断往来。

我国的外交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埃及奉行的是“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主张在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可见，相似的外交宗旨导致了56年来，在争取民族自强的斗争中，中埃成为患难与共的好战友；在建设各自国家的斗争中，中埃成为互相帮助的好兄弟；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上，中埃成为密切合作的好朋友。

（二）外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服务

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深受国家发展总战略和对外发展战略的制约“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是中国的国内政策，但它始终要求对外政策的紧密配合，没有对外政策的配合，改革开放的国内政策就无法实行”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基本国策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争取一切有利于世界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创造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

埃及，地跨亚非两大洲，处于中东的心脏地区，是非洲最近的门户，既是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的连结点，也是东方和西方的交汇处。埃及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苏伊士运河这条通道，使它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和各国的磁石”。中国与埃及首先建交，并逐步与其中东国家，非洲国家建交，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中东国家，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并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总量不断壮大，但是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日益复杂，中国对外关系中越来越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步伐的不断加快，埃及作为中东国家的大国，在中国外交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双方合作关系也逐步扩展到各个领域，进而使双方深化战略合作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三）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抓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关系在政治互信与合作、经贸合作、文明对话等方面都有深入发展，尤其在能源合作领域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埃及，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非洲，都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国。

埃及人很早就认识到本国的独特性，50多年以前，埃及“七·二三”革命领导人纳赛尔在他的《革命哲学》一书中，将埃及的独特性概括为“三个圈子”。所谓“三个圈子”是指“阿拉伯圈子”，“非洲圈子”和“伊斯兰圈子”。纳赛尔认为，埃及分别归属于“阿拉伯国家”、“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

“三个圈子”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是指导埃及外交活动的总体战略思想，前后历经纳赛尔(1954—1970)、萨达特(1970—1981)和穆巴拉克(1981——2011)以及穆尔西（2011至今）四个时代始终不变。今天埃及分别在这三个圈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世公认的作用，从而赢得了世界大国的尊敬和重视。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一直是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中国与埃及建交为埃及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2011年埃及政局动荡不安，两国双边贸易额仍保持增长态势，据埃及《消息报》称，“埃及对华出口额15亿美元，中国对埃及出口额73亿美元，目前埃及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埃投资额达3.5亿美元”。位于埃及苏伊士湾的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经贸合作乃至中非经贸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

四、“随着国际格局的变换、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得人心

阿拉伯国家因受内外部冲击而寻求合适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促使阿拉伯国家实施“向东看”政策“在此背景下，在保持传统友谊的基础上拓展和深化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文化，成为埃及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中国在坚持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发展同埃及的关系，以政治、经贸、人文为主体的合作框架日臻成熟，并逐步形成了稳健推进、官民并举的发展格局。同时在埃及发生动荡后我们与之交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合作，适度扩大对埃及的援助与投资，从而推动埃及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增强中国对埃及的影响塑造能力。中国应进一步深刻认识外援的政治功能与战略作用，适当增加对埃及的援助与投资，同时要建立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效益和环境等方面的评估机制，在发展投资方面，应力争避免粗放式经营的投资项目

（二）“不干涉内政”依然是我国与埃及交往的基石，是中国赢得埃及人民信任，保持中国外交主动性的根本保障。因此做公正的协调者而不是领导者，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控制和主导作用，是中国参与埃及事务的身份定位。中国既不能充当西方的“外交掮客”也不要刻意“培育和扶持亲华的政治势力”避免中国埃及外交丧失主动性和独立自主外交的特色。

（三）要进一步适应形势变化，增强中国在埃及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2012年1月，25名中国工人在埃及被绑架一事表面，在埃及动荡的影响下，埃及内部的政治重组将进入一个长期的动荡期，中国投资，侨民安全等海外利益风险很可能加大，因此，除加强自身的防范意识和应急机制外，要求埃及政府提供更有力的安全保障，适当增强与地方政府、部落势力乃至反政府势力的沟通和接触能力，都是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

参考文献：

[1《]阿拉伯国家史》彭树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432页

[2]摘自外交部网站《中国与埃及的关系》2012年5月7日

[3]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界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1期，第16页

[4]刘中民：“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上《）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5]环球时报《穆罕默德·穆尔西访华》刘睿陶短房2012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