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奥运会到底是亏是赚

10月30日，索契冬奥会100卢布面值纪念币开始发行。新华社

“激情冰火属于你”，这是索契2014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

冰与火联系在一起是索契特色，这里垂直海拔景观差异能让人在体验四季如春的同时欣赏白雪皑皑的山峰。这种迥异的体验同样出现在冬奥会筹办中：人们一边憧憬冬奥会的美好图景，一边为预算超支、建设进度缓慢担心。

目前，索契冬奥会已进入开幕百天倒计时，其筹办至今，开销四倍于预算，令不少俄罗斯民众对此颇有微词。百姓们认为，这笔钱可用来增加福利；筹办方则认定，冬奥会能促经济，远景收益将超成本。

事实上，“索契现象”并非个案。的确，集中全球顶尖运动员、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并不是一件省钱的事情，包括公共预算、私营部门开销和基础建设等在内，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总体成本早已达到三四百亿美元（1美元约合6.14元人民币）的规模。办奥运能否收回成本、实现盈利或带动总体经济的提升早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奥运债务一背几十年

奥林匹克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证明，办奥运会少不了花钱。奥运会之所以能够在古希腊得到较为繁荣昌盛的发展，正是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发达的经济基础。雅典、斯巴达等古希腊城邦农业、工商手工业发达，频繁的海外扩张掠夺也带来了丰厚的财富，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为运动员提供训练所需的经费并保证大型运动会能够顺利召开。

现代社会，奥运会同样要求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场馆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升级以及其他相关投资都要求在短时间内积聚较大的财富，但奥运会与经济间接互动的特征导致这些投资有时难以收回，使主办地背上债务包袱。

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是经济意义上最著名的奥运会失败案例。仅主体育场一项，超出预算达30亿美元之多。这届奥运会的所有债务及利息直到2006年11月才最终还清。随后几十年中，蒙特利尔奥运会成为经济学家研究中最常提到的体育赛事。一些学者基于这届奥运会总结，奥运存在“经济低谷效应”或“倒V效应”。

所谓“经济低谷”，指的就是奥运会前大举投资，形成经济上行的假象；奥运结束后，投资锐减、场馆闲置、失业激增及奥运相关行业迅速衰退，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在经济曲线上，这种现象表现为一个巨大的“倒V”。类似的“经济低谷”或“倒V”随后出现在多届奥运会上。

1988年韩国汉城（现称首尔）奥运会一度号称带动韩国“经济起飞”，还成为第一次组委会盈利的奥运会。不过，奥运会后，大量先前以奥运概念在汉城新区兴建高价楼盘形成的地产泡沫逐步破灭，由此带来的就业和相关产业纷纷衰退，不少项目随着投资的撤出变成“烂尾盘”，影响至今存在；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同样“叫好不叫座”。尽管在奥运年中，酒店业、建筑业等经济部门一度增速较快，但奥运会结束后，一些产业甚至随即出现负增长。大量在繁荣时期进入的投资者迅速“套牢”，损失巨大。

类似的现象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2000年澳悉尼奥运会、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及2004年雅典奥运会都出现过。

其中，希腊经济因奥运超支在2005年一度下降到9年来的最低点，国家赤字倍增也为随后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埋下伏笔”。一些经济分析师估算，奥运场馆建设和随后每年的巨额养护费用意味着半个月左右的奥运会需要雅典民众偿还至少16年的债务。

收益要看整体效益

举办奥运会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动吗？奥运会对经济造成的负面真的无法规避？不少国家和政府又为何对申办奥运会十分热衷？

1964年，第8届奥运会落户日本首都东京，那是奥运首次“造访”亚洲。与蒙特利尔奥运会一样，那届东京奥运会也催生一个经济名词，即“奥林匹克景气”。

日本政府为举行这届奥运会，投入巨额资本，特别是在交通、建筑和电子通讯方面，促进日本经济跳跃式发展。日本东海道铁路新干线就是为了奥运会突击修建的，当时时速就已经达到了全球最快的210公里，同时众多高速公路的修建为整个关西平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为了改善奥运会的转播质量，日本多家电子通讯企业集中科研力量，开发出超小型摄像机、彩色电视摄录装置及足以挑战瑞士钟表业的精密水晶计时装置。日本“精工”手表就是那时涌现的日本名牌。尽管1965年，日本遭遇一波“经济低谷效应”，但宏观经济总体增长效果不错。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企业发展上为之后的经济腾飞打下基础。

不少分析师认为，从日本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经验来看，奥运经济并非是必然走向衰退，其整体效益要远大于一时一地的经济损失或衰退。计算奥运经济的成本—收益模型，与一般性投资不同。一方面，奥运会四年一届，规模大、形象深，本身就具备了经济稀缺性。从商品的角度来看，奥运会赛事营销不难实现盈利；从主办国角度看，奥运会促进公共产品的投资上市，包括铁路、城市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更关注长远回报，一时一地的经济指标不一定能真实反映成本—收益比例。另一方面，奥运会以主办城市为中心，其经济拉动效果集中体现了区域性的特征。大型赛事会促进机会成本介入，提升房地产、建筑、餐饮、旅游等行业的预期，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有一定帮助。

最后，奥运会的收益不能仅仅以经济衡量。奥运经济具有一定的文化性和政治性特征。就文化经济而言，奥林匹克的诸多元素都可以实现商品化，并具备持久影响力，从创新意识、版权保护等角度带动主办国文化经济发展；就政治而言，奥运会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超越体育赛事本身，其推动各国公平、和谐竞赛的主旨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因此带给主办国政治收益。

以这种标准衡量1964年东京奥运会，可以看到奥运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影响一直延展到今天。日本经济在奥运会后进入“经济腾飞”期，同时奥运期间兴建的基础设施也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期重要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奥运会带给日本民众更强的民族凝聚力，振奋国民精神，逐渐摆脱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最终失败带来的消沉情绪，成为战后日本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商业化运作存在争议

“奥林匹克景气”和“奥运低谷效应”是与奥运相关的两种最重要经济现象，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多数情况下同时存在于奥运会的兴办过程中。而不同的经济现象同时出现在奥运会中，往往体现为宏观经济长远看多，但微观短期经济看空，这也是为什么索契冬奥会筹办过程中出现政府积极、民众抱怨现象的原因。正是为了平衡宏观与微观经济，奥运会引入了商业运作模式。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由商人尤伯罗斯担任主席的奥组委启动奥运商业化模式并取得成功。尤伯罗斯的做法并不复杂，即以奥组委的名义多方筹措资金，并开创转播权、企业赞助和门票销售这三大核心商业盈利模式，奠定了今天奥运会运作的基本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有趣的是，这个打破奥林匹克一直为之骄傲的非商业化传统的商人在洛杉矶奥运会后获得奥林匹克金质勋章。从此，奥运会成为一个商业活动。

洛杉矶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在主席胡安·萨马兰奇的主持下与德国知名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签订商业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奥运会和奥组委接受商业赞助，而国际奥委会则在奥运会结束后从奥组委“抽成”。这种模式类似于奥委会将奥运会“外包”给奥组委，既从名义上避免了奥委会商业化，又给奥委会提供了稳定的商业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看，奥组委实质是一家获得特许奥运经营许可的企业。这家企业的主要资产是奥运概念，除属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主办地政府支持外，奥运会全部建设及运营都由奥组委负责。既然是企业，奥组委必然以盈利为目的，其商业活动不仅局限在奥运期间，而是在奥运前后都有长时间的运作期。这种模式下，国际奥委会“稳赚不赔”，主办国也可以保证把成本投资和可能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规模之内，而奥运会则由商业企业奥组委“接盘”。

商业化可以保证享受“奥林匹克景气”，又最大限度规避“奥运低谷效应”，如今成为奥运会的基本模式。

不过，商业化模式也屡受诟病。批评者认为，商业运作是一种利益分成“勾当”。奥组委给国际奥委会和主办地奥委会交租“公粮”，剩下的盈利全部裹进个人腰包，把奥运会后“低谷效应”转嫁给主办地经济，有违奥林匹克基本精神。但支持者则认定，商业化是当今体育产业运作的最佳方式，能够“花小钱办大事”。

无论如何，奥运会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体育赛事，也是各国政府乐见其成功在本国举办的重大活动。奥运会的规模决定了其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尽管商业运作方式并非完美，但这似乎是眼下规避经济下行风险的唯一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