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2）

二、“利益攸关方”与美中反恐合作

受“9·11 事件”的影响，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从“战略竞争对手”到“利益攸关方”的转变。进入21 世纪，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再次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几乎肯定会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和美国势必成为对手。

小布什在竞选时就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关键挑战。 2001 年4 月，美国EP －3 军用侦察机与中国军机在南海海域上空相撞。美国军方认为，中国的真正意图是要否定美国进入从西朝鲜湾到南中国海这一大片海域的权力。撞机事件进一步强化了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判断，认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就是像中国这样“拥有可怕资源的军事对手”。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出台多份战略报告，主张加强对中国的遏制。2001 年5 月，兰德公司在《美国与中国： 美国新战略和军事力量》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和它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得到加强，这将对美国的战略和军事力量产生重大影响。

2001 年小布什上台初期，把新保守主义的实力外交理念作为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美认为，实力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最可靠的保障，也是美国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因此无论中国如何崛起及崛起的意图是什么，美国都必须保持对中国的绝对实力优势。小布什酝酿调整对华战略，目标是确保中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因而提出了“预防性遏制”对华战略构想，旨在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 2001 年美国政府《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美国的目标是促进国际和平、维护自由和鼓励繁荣。维持国际和平必须依赖美国的领导地位。要确保美国领导地位不受挑战，美国需要在东亚、波斯湾和欧洲等关键地区维持有利均势，通过无可比拟的军事优势阻止其他国家展开与美国的军事竞争，在必要时候将美国的意愿强加给任何对手。不久小布什政府批准了大规模对台军售。

然而，“9·11 事件”后美国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发生转变。美国国内迅速形成共识，即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紧迫威胁不是来自日益强大的中国，而是来自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2001 年10 月，小布什在上海举行的APEC 领导人会议上，把中国称为反恐伙伴，提出把致力于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200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我们欢迎强大、和平与繁荣中国的出现”。这表明美实际上放弃了以中国为美战略对手的立场。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扩散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基础。在此之后，两国在反恐、朝核、经贸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关注被全球反恐战争所取代，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让美国把关注重点转向了中东地区。

到2005 年，受“新帝国主义论”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影响力下降，中国崛起速度“超出预期”，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尤其明显上升。此间，中国与东盟2003 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开始讨论对华售武解禁问题，中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台海问题的主导权正从美国转向中国。 这些因素明显刺激了美国。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中国威胁论”在美重新抬头。美国有学者提出中国崛起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美国政府必须重视，呼吁美国的亚太战略应有所调整，并主张美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付出双倍的努力来淡化中国的影响。 美国将会因对东亚合作进程的无动于衷而承受高昂的代价。 但这一时期美国仍然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美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诸多问题上不能没有中国合作。

2005 年9 月21 日，美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 今天的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 中国虽实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 最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自己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中国应成为现存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美一起构建未来国际体系。 这一提法明确了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以共同应对挑战的期待。此后，“利益攸关方”被美国政要不断引用，并且写入了2006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 这意味着“利益攸关方”成为美国官方认识“中国崛起”的关键词。

“利益攸关方”的提出，表明美国对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承认。美国认为中国已经融入了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因而表示要“鼓励”中国在现有秩序框架内追求国家利益，美并谋求尽力影响中国崛起的进程和结果。由此，“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随后在美兴起，中美双方努力构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2005 年启动年度中美战略对话， 2006 年启动年度战略经济对话，开启了中美对话机制化的大门。到2008 年金融危机前，美国对其在东亚的角色和地位较为满意，因为中国担任东亚地区领导角色的意愿不强，东亚地区大国之间仍存在相互戒备和猜疑心理，大部分东亚国家“欢迎”美在亚洲安全中的角色。美国还是东亚国家产品的最终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