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3）

　　三、中国崛起与亚太“再平衡”战略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导致了美国对自身衰落的过度担心。美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GDP 总量将在21 世纪前半期超过美国，这是自19 世纪末美国经济规模超越英国以来，从未面对过的状况。金融危机将使美国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年内都难以为其与中国越来越激烈的军事竞争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美国及其盟国面对的将会是一个越来越富有、技术上充满活力和军事上强大的中国，而中国政府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2009 年9 月，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演讲中提出“战略再保证”概念，指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国的出现，但中国必须向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的发展及其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作用将不以他国的安全与福祉为代价”。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标志着美国将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对手。然而，“战略再保证”的概念却未在美国取得广泛共识。

2009 年以来，随着美国民众对自身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日益关心，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指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国际经济不平衡的根源；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正在导致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中国在对外贸易高顺差、汇率管制、知识产权等方面给美国造成了重大损失。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在2010 年的年度报告中甚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给予中国增强和促进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和技术能力”。 一个由威廉·佩里和斯蒂芬·哈德利领导的独立专家小组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未来20 年可能出现的对美国持久国家利益最严重的潜在威胁之一。  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还从国家关系层面上升到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层面，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削弱了美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奥巴马总统在2010 年1 月的国会演讲中表示“美国绝不接受世界第二”。奥巴马政府在同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高度强调实力建设的重要性，美国要重振全球领导地位，就必须从源头上重建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报告指出，美国必须重振经济，经济繁荣是“美国实力的源泉”，是美国军事、外交和发展援助的支撑，更是美国发挥影响力的关键； 美国国家战略的重点必须放在“重振美国领导地位上，以使我们能够在21 世纪更有效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美国国家安全取决于军事实力、经济竞争力、道义领导力和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力。

2010 年“天安舰”事件后，中美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分歧加剧，中国在界定核心利益问题上表现出更加坚定的姿态，美国据此认为中国的战略转向已经开始，将改变过去30 年来以维护中美关系稳定为轴心的大战略，并认为“基于中美间的实力差距正快速缩小的判断，中国可能采取一种更加主动和自信的外交政策。”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在“解读过于自信的中国”一文中称，中国经济越来越成功，经济实力日益扩张，特别是在全球衰退之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据此认为全球重心从西方转到东方、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国也随之衰落，所谓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只是一种掩饰，中国的实力强大之后改变了对外行为的基本原则，扩大了利益范围。  约瑟夫·奈也认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误判国际形势，抛弃了“韬光养晦”。  一些学者更是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深刻质疑，认为美国决策层长期以“融入”的思路来应对中国崛起，其结果是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却没有导致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日益强大的中国越发自信，开始寻求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美国的亚洲盟国高度关注美国在东亚的投入。对美国的盟国而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意味着一个削弱的美国不能继续维持前沿军事存在，不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终保障者。为阻止战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及其秩序的瓦解，美国必须回应中国的挑战，展现强大实力，持续介入东亚地区事务。

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为标志，美国开始将其战略重心重新转向西太平洋地区。2010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未来关注重心，美国将在东盟、亚太经济合作论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及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框架内寻求发挥更大作用。 自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以来，美国综合运用经济、军事、外交、援助等手段，与中国展开有关亚太主导权的全面竞争。美国通过外交表态、联合军演、军事援助等多种形式逐渐加强了对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介入力度。美公开要求中国和东盟集体谈判解决南海领土争议，接受东盟旨在约束中国的“南海行为准则”； 认为中国设立三沙市是谋求对南海强势扩张。美并把中国的海上维权解读为中国在利用强大实力“恐吓”周边其他国家，中国的“野心”是要控制西太平洋海域。美国国防部在2013 －2017 年度的战略预算指导文件中称，尽管美国的国防预算将会大幅削减，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会继续保持并得到加强。 2012 年1 月发布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新军事战略文件提出了针对中国“反介入”战略的“空海一体战”概念。 随着中美在东亚地区竞争的日益激烈，战略较量、第三方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使中美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增大。

　结语

综上所述，冷战后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充满争论，大体上经历了从怀疑到警觉，从警觉到焦虑的过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整体上偏向消极，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是挑战者和竞争者，担心中国走非和平崛起之路，对中国和平发展忧心忡忡。这主要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在战略文化方面，美国主要是根据对手的实力而非意图作为判定威胁的标准。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美国要防止以任何形式崛起的挑战者出现，以确保其支配地位不受挑战。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演变中可以看到，美国实力的优势地位是一定时期内中美关系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很大程度上与两国实力存在较大差距密切相关。随着两国实力差距的接近，美国越来越明确地把中国“锁定”为唯一的竞争对手。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长期目标。冷战时期，与苏联多年的意识形态竞争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人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敌视。美国始终“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胜利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本能地支持向中国输出美式民主。 两国在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美国对中国进行客观认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长期存在较大影响，并非是出于事实的观察，而主要是出于主观认知的偏见。

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政策的关联来看，“认知”并不能简单地决定政策。美国的外交行为、政策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内部的认知差异、党派竞争和民意取向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纵观冷战后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是以中美实力差距为前提的，小布什的对华政策明显受到美国反恐战略需求的影响，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则与中国崛起效应密切相关。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看，美国整体上缺乏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这主要是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国际体系，中美利益高度相互依赖限制了美国完全用传统方式应对的战略选择。中美关系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关系。

尽管美国宣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但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在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巩固同盟体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的同时，如何消除中国方面对美国谋求战略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担忧。美国的战略调整使中美两国陷入一种“负向认知循环”的危险，造成双方战略猜疑日趋严重。美方虽然口头承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却无法真正做到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从未来的趋势看，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分享权力，这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战略走势。中美在未来能否对对方的地位形成较为一致的认知，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正如基辛格所言，世界秩序有赖于每一个参与者都支持的结构，在“世界重新平衡的时代”，美国是否应该考虑建立奠基于各国共同利益的“太平洋共同体”？ “太平洋共同体”显然有别于冷战时期面对直接威胁时，奠基于共同文化与价值观的“大西洋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