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战略回应

［内容提要］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即防止中国崛起为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但对如何防范中国崛起却充满了争论，这主要源于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认知存在分歧。与此相一致，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常表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但受国际环境、利益需求和国内政治的掣肘，“认知”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政策。在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缺少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手段，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困境。

［关键词］美国 中国崛起 认知 对华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崛起”效应日益体现在中美关系当中。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主要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前后不一而导致的。美国对华战略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与美对中国的认知有关。对美国而言，“中国崛起”既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认知的过程。无论这种“认知”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都是其判断和行动的基础。冷战后美国内围绕“中国崛起”的主要争论集中于： 中国是否能够崛起？ 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并不是中国政府单方面能够决定的，需要美国的理解和国际社会支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环境，因此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对于准确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意图以及认识制约着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环境极为重要。

　一、“中国威胁论”与对华“接触战略”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始于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威胁论”兴起之后。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一直是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冷战时期，美国长期关注的是来自苏联的威胁，中国并不是美国关注的首要对象。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当作苏联意识形态的替代者，两国在人权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迅速上升为美中关系的主要问题。当时，认为中国只是个“过渡性政权”的“崩溃论”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1992 年以后，中国不但没有步苏联后尘走向解体，而且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出乎意料的发展使美国精英陷入了认同上的“情感冲突”。1992 年9月，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题为《醒来的龙： 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坚定地走上了一条经济飞速发展、军事上显露锋芒的道路，这将在整个亚洲和全世界引起反响，将对美国基本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提出重大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中关系必将经历艰难、复杂和危险时期。此后，“中国威胁论”思潮在美国逐渐兴起。1996 年，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被美国视为以武力挑战其霸权，不仅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而且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提出了挑战”。  1997 年，伯恩斯坦和芒罗出版《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观少之又少，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中最可能呈现的状况。  “中国威胁论”的消极立场由此扩散到整个美国社会，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构成了压力。

在美国，也有质疑者认为“中国威胁论”夸大了中国的潜力。他们指出，尽管中国拥有核武器和运载火箭，但其科技仍落后世界平均水平10 －20 年。即使中国以两倍于美国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0 年达到美国GNP 的一半，但人均水平也只及美国的1 /10。  1996 年沈大伟在《华盛顿季刊》发表题为“中国军事： 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论文，提出在评估中国军事实力时要采取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幻想中国善良和夸大中国威胁的忧虑都会歪曲现实和破坏局势的稳定。他认为，“时下针对中国现代化作出的估计欺骗多于现实，中国威胁论既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中国军队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直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能力。” 约瑟夫·奈也指出，“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取决于其经济增长和政治凝聚力。即使幸运之神眷顾，中国仍将任重而道远”。

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尤其成为克林顿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克林顿任内，美国决策层内部也出现了“遏制派”和“接触派”两种不同声音，“中国威胁论”并没有转化成美决策层的认知。当时中美实力差距巨大，克林顿政府整体上对“中国崛起”持怀疑态度。美没有把中国视为首要安全威胁，但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对现状“不满”的大国，并认为中国是美霸权的潜在威胁。“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挑战美国霸权并不是美关注的焦点，采取什么方式使中国变成一个对现状满意的国家才是美国的主要关注。 克林顿政府最终选择了较为务实的对华“接触政策”。然而，单纯的“接触”并不能确保美国利益的实现，采取适当的“遏制”也是必要的。美日两国政府首脑1996 年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布美国在日本保持10 万人的驻军； 1997 年9月发布《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台湾海峡被列入“周边事态”防卫合作的范围。至此，克林顿政府形成了“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框架。

克林顿政府在解释对华政策时指出，接触战略所带来的风险是微小的，美国对中国的实力优势巨大，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不可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 “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亚洲安全和稳定面临的任何威胁都不可能得到全面解决。维持地区稳定是中美合作的任务，也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设法孤立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无法切断中国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反而会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政策受到孤立。最重要的是，选择孤立中国而不是同它接触的做法会使世界变得不太安全，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会削弱美国安全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美国在“台海危机”之后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运用战略优势同中国进行一种基于实力地位的接触，并谋求最大限度地鼓励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对待地区秩序。

1997 年10 月江泽民主席访美，中美关系得到重新定位，双方“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 年克林顿政府先后出台《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和《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两份安全战略报告。这两份报告是克林顿政府对华安全战略比较完整的阐述。随后，中美双边交流迅速升温。1998 年6 月克林顿总统访华，就台湾问题发表了“三不”讲话，两国还签署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议。克林顿政府任期最后一年，美与中国达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