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到“治理”：一元单向模式转向多方交互共治（2）

以人民利益为治理切入点

“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着很多社会难题，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这些方面都可以作为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切入点。”袁祖社说。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马骏从两个维度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个维度是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国家能力包括多方面内容，例如，调节社会关系能力、应对危机能力等。在现代市场经济与信息化社会，国家能力之强弱，是正确引导该国经济社会发展之关键。另一个维度是完善政治问责体系建设，对现代国家治理来说，“问责”是一项重要内容。马骏特别谈到了公共预算和国家治理的关系：“预算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支撑，而财政（预算）问责又是政治问责的重点。”

袁祖社用了三个“好”来表达他对治理目标的理解：“治理要达到善治，就是在遵循公序良俗的基础上形成好政府、好社会、好市民。”在政治生活中，要追求法治基础上的良好公共秩序。在经济生活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要追求分配的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在民众的生活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面深化改革催生“治理”理论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当前需要全面理解和把握“治理”概念，形成“治理”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应防止照抄照搬西方概念和理论，尤其是要防止推行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政治倾向。王浦劬对记者说，“治理”的概念并不是西方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不能简单片面地以西方“治理”概念的含义来理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层面上，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其根本理论逻辑出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历史逻辑出自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其实践逻辑出自中国改革开放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王浦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