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举措及其影响（2）

（二）发展自主军力

美国重返亚太为日本军力建设搭建了新的平台。日本判断，奥巴马政府受国内经济低迷和中东乱局牵制，实际用于应对中国崛起和亚太安全格局变动的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会对自卫队填补东海防卫权力真空抱更高期待。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岛屿归属和水域划界等争端上，美国所提供的威慑也有限，日本需要强化自主防卫能力。

2010年10月，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动态防务力”概念，把战略关注从东北转向西南，强调对日本本土及西南地区的防御，预示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基于此，日本不断扩充在西南各岛驻军，增加战机潜艇，利用自身强大的海空军力量，配合美军“联合作战介入”概念的实施，抗衡所谓中国向西太平洋的“渗透”。

日本还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大力推动强军计划。2013年初，安倍内阁通过新国防预算，总额达4.77万亿日元（543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0.8%，是近11年来军费的首次增长。国防开支为自卫队添置的武器极具攻击性，包括F－35联合攻击战斗机及两栖突击车。此外，仅在2012年一年当中，日美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就多达16次。2013年6月，日本首次集结陆海空三军精锐，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施夺岛联合军演，显示出自卫队正在加快建设具有“海军陆战”功能的精锐力量。在美国的促动下，日本还大幅放宽“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借口出售用于救灾和基础建设等任务的装备，推动日本防卫装备的民用出口，为扶助军工产业、提升装备水平开绿灯。

（三）构筑地区“民主安全网”

日本重视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密切合作，主动塑造地区秩序。在双边层面，日本把美国在地区的主要盟友和伙伴——菲律宾、越南、印度、澳大利亚等列为自己的重点合作对象，且影响交往对象的手段已不再限于纯粹的经济外交。例如，日本提升与菲律宾、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承诺通过“活用”官方发展援助，帮助菲、越加强海岸警备队装备，扩大防务合作。为加强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安倍上任后仅7个月里就三次到访东南亚，访问了东盟10国中的7个国家，并提出对东盟外交的五项原则，把这作为推行“价值观外交”的主攻方向。

在多边层面，日本以日美同盟为桥梁，加强美日印、美日澳等三边军事合作关系，构筑网络化安全体系。日本还把参加TPP作为加强经济规则建设、实现东亚繁荣与稳定的重要一环提出来，使TPP谈判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同时进行，力图打造以美日为主轴的地区贸易圈，谋求对中国、韩国等地区主要经济体的优势。

由于美国新军事战略指南提出的美军未来发展重点在海空领域，而日本在东亚海洋问题上与中国、韩国、俄罗斯均有岛屿之争，它借机推出聚焦安全的海洋战略，希望主动塑造东亚海上秩序。为此，日本倾力升级现代化海洋军事机器，不断在大中型战舰建设方面取得突破；积极开展海洋外交，与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建立海上安全对话合作机制；还频频发出建立东亚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倡议，为建立美、日、印（度）、澳“民主安全菱形”造势。[6]

（四）推动“联美制华”

中日实力对比变化给日方造成心理失衡状态，日本遏制中国的意图十分鲜明。日本努力向美国说明中国是威胁，指出中国的崛起主要在军事领域，并已发展为影响亚太安全环境的核心因素；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美日能否成功对冲中国；美日应共同塑造地区安全环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倾向于合作性而非对抗性的关系。实际上，日本在加强日美同盟、发展自主军力及经营地区外交等各个政策选项中，均有联手美国、打造对冲中国崛起的安全秩序的诉求。

以中日钓鱼岛争端为例，美国一度试图通过拉偏架，介入东亚安全事务；但日本并不满于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姿态，不欣赏前国务卿克林顿关于“反对任何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的单方面行动”的表态，而是得寸进尺，希望美国选边战队，进一步做出承诺。可以说，美国重返亚太，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铤而走险提供了外部条件。应日本要求，驻日美军近两年来在冲绳部署了24架“鱼鹰”机，由于其作战范围是600公里，能覆盖到距冲绳450公里以外的钓鱼岛，此举被认为对华形成威慑。

三、日本对美战略回应的影响

在日美的新一轮亚太互动中，两国或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但日美的不平等地位及日本的政策缺陷决定了日本的获益空间是有限的。

（一）美日联盟存在广泛挑战美国把美日同盟作为进行地区参与的重要基础，希望东亚存在低烈度的紧张关系，从而为其积极介入东亚事务、管控地区力量平衡提供现实依据；但这一现实依据必须是在美国掌控之下的，而不是能被他国任意扩大的。日方对美则有不好的记忆，历史上曾多次被美国“越顶外交”伤害，国内民意对美国仍有不信任感。在重返亚太过程中，美国不愿被盟友“绑架”卷入地区冲突，对中日钓鱼岛问题的走向深感焦虑，坦言要“避免造成给日本撑腰的印象”，把工作重点调整为以外交途径管控钓鱼岛局势。这令日本感到被冷落，担忧中美走近，甚至猜疑美国向中国“出卖”日本利益。就TPP谈判而言，日本加入其中成本甚高但经济收益并不明显，从长远看也可能激化美日经济矛盾。

（二）日本亚洲外交面临“信任缺失”日本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过“价值观外交”联合起来的地区国家会与日本一样对美国亦步亦趋，共同编制所谓对华包围圈，但地区现实与此大相径庭。比如，印度外交追求平衡和自治，不会答应围堵中国。东盟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有政治、经济和地缘上的优势，不会受日本操控。相反，日本走军事大国之路，与美国频繁军演，极力推动修宪，缺乏历史反省等，加剧了地区的紧张氛围，加深了中、韩等邻国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怀疑，难以与日本建立互信关系。由于日本携美自重，反复刺激地区国家的敏感神经，它在亚洲得不到信任，更难以成为地区的领导者。

（三）日本对华政策选项受到挤压日本对华政策取向与中美关系有较大关联。有一种倾向认为，中美之间越对立，日美关系就越重要，日本在对华关系中就越占据主导；而当中美接近时，日本则需避免自身利益被中美之间的交易所吞没。日本自2010年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先后炮制“撞船”事件、“购岛”闹剧等，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自以为有美国的庇护。实际上，中日、中美、日美之间密切的经贸联系及独特的三角结构决定了日本无法回避与中国交好的选项。随着美国亚太战略逐渐成熟，美国有望进一步增强对华政策的灵活性，对日本的期待将更多在实现经济复苏和共塑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日本外交需要在中美之间找到准确的定位，否则其对华政策的选择空间和回旋余地将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