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乡统筹理论范式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加大对西部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深化户籍改革政策,从而消解掉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加剧的地区不平等。同时,蔡昉还指出,农业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红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与土地的城市化比起来,人口的城市化也许更为重要。其实早在1962年,美国学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两种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强调人口密度和经济功能(城市化I)和以乡村生活进化为城市生活的转变,农村人口的价值观、思维、态度、行为方式的变迁,强调社会心理层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开始把目光从单纯的城市化I,渐渐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畴中。城镇化的内涵获得进一步扩充,观察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增加了社会心理一维。
理论的深入表现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Friedmann发表《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四个论点》(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城乡二元等结构出发,城乡统筹的现时视角过于狭隘,而要考虑到其在一个多维度社会--空间中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反思。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也适度地反思城乡统筹范式,集中关注城镇化大潮中农村留守人口的生计和人力资本问题。黄宗智在他2007年的论文中,重新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重要性,其认为在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三大变革环境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彻底解决农业新的隐性失业的问题。这一研究表明,三农视角在以前的城乡统筹理论范式中是缺失的。
而在最新的一轮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关于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城市,还是要将发展中小型城市作为工作重点的争论,无疑最为引人注目。但是,这一争论实质其实依然是老问题——城市化需要人力资源,但城市容纳不下过多人口。经济学家樊纲、王小鲁,以及布朗大学教授J. V. Henderson都认为中国的大城市仍旧不够大,城市集聚还非常有限,其提升空间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容小视。而温铁军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发展中小城镇才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大量的城市移民容易造成新的贫民窟、高失业和高犯罪,而发展大城市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入,现有的条件还无法达成。但温铁军的观点同样遭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反驳,其理由主要有,小城镇信息闭塞、乱占地现象严重、重复建设触目惊心、集聚能力有限、综合经济效益较差。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蓬勃趋势已经形成巨大的漩涡力,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以前说城镇化还仅仅是个经济问题,那么现在它几乎是所有问题。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开始切身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对他们的福利、医疗和生活环境带来的改善,向往城镇的憧憬已经变成如何建设城镇的实践;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将变得越来越开放,万众瞩目的城镇化将迎来万众协力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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