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基层党建对接农村发展的一条新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旗县推行“三加”模式，实现了基层党建与农村发展的有机结合，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于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社旗县的“三加”模式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首先，“三加”模式促进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在不改变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产业加基地”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实行统一经营，规模化生产，把农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联系起来，有利于防止农产品卖难问题，降低了农户的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风险，获得了较高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

其次，“三加”模式促进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通过支部加协会把村干部和党员组织到新型经济组织中，同时，通过积极吸收农村优秀人才进入基层党组织，形成了基层党建工作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真正把党建的成效体现在经济发展上，在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有效对接农村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是新时期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探索，是创建“服务型”党组织的新尝试。

再次，“三加”模式为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示范。通过党员加农户构建协会与会员、党员与农户的帮扶联合体，为农村基础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践行群众路线、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找到了着力点，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力，也为即将开展的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新看点。

完善“三加”模式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河南的全局和长远发展趋势就是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就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健全城乡一元化的体制机制，以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这就要求非农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吸引人口向各级中心城市和特色产业重点镇集中，通过工业的集群发展和人口集中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加快产城融合；在农民不断减少的基础上促进耕地向留在农村的农业大户集中，扩大农业的人均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缓解农业投资收益递减，通过农业规模化促进农业现代化；通过城镇化以较低的成本改善民生，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复耕保障耕地占补平衡，实现工农城乡的互促共进。从这个意义上看，推广“三加”模式还有一些应当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是如何预防农产品卖难。除了城中村、城郊村、刘庄那样的特殊村，一般农村的优势还是发展农业。在农民人多地少的条件下，随着“三加”模式的完善和推广，人才向农业农村的回归，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农产品供给增加速度可能超过市场需求增加速度，导致农产品市场价格和效益下降，农产品的市场约束将相应突出出来，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作战略思考与谋划，破除农业生产的市场约束。

二是如何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在人多地少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是难题，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均规模化程度，则是更加困难的问题。“三加”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也通过组建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程度，对于化解小规模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效果明显。但是，这种通过合作实现的集体规模化，与通过持续稳定减少农民、促进土地流转实现的人均规模化，即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问题的规模化，仍然具有实质性的不同。在推广“三加”模式的过程中，如何化解农业人均耕地少、人均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是如何解决远离城市的小规模农村发展非农产业条件比较差的问题。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大发展，仅仅依靠农业是不可能的，从长远和全局看，必须依靠非农产业的发展，而非农产业的持续发展需要集群和人口的规模聚集。一般来说，城中村、城郊村、特色产业小城镇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应当优先、重点在这些地方推进。对那些远离城镇的一般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条件比较差，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对于“三加”模式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难题。

四是如何降低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问题。古有“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之说，对于一些青年农民来说，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可能是他们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的捷径。目前中国大陆大约有2亿多农民工，河南有2000多万农民工。2000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减少乡村常住人口1332万人，同期河南每年减少乡村常住人口126万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多地少条件下农业比较效益低，一般农村的农民就地就近非农就业的岗位少，收入低。如果说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战略方向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工转市民步伐，那么在“三加”模式下如何降低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解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后顾之忧，是推广“三加”模式应当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