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变化看三中全会新的改革路线（2）

从“政府强干预”到“市场决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政府调控市场、市场调节企业，一直是政府与市场的主要关系，尽管市场机制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使得我国的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政府立即强势介入干预，几次的调控政策无不反映了这种强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投入，并使凯恩斯主义奉为当时政策的理论依据，当然，4万亿元是值得肯定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强干预，已经被美国所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它是滞胀的祸首。而中国虽然暂时摆脱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接下去一些省份却过高预期了政府干预的作用，掀起了新一轮政府投资的热潮，最近几年各省出台的投资方案，几乎都是上万亿元的规模，把政府投资看作是拉动GDP的万能钥匙，甚至有收不住的趋势。与宏观层面一片繁荣景象相反，微观层面危机暗涌，企业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实体经济竞争压力增大，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怎么办？必须要重新回归市场化的轨道，让市场机制重新在中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微观层面的活动，回归本职——制定规则、规范竞争、维持秩序、保障民生，政府不能包罗万象，而是“有限政府”，赚钱的事要让民间和企业去做，而且民间和企业会比政府做得更好。

从“管理”到“治理”。在传统的思维中，国家作为专政的机器，一直担负着“管理者”的角色，政治体制如何推进，一直没有摆脱“管”的定式，考虑的都是如何管钱、管物、管事、管人的问题，每每遇到要做一件事，先考虑如何设一个“管”的部门，下级要管，企业要管，社会要管，“管”的事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庞大，但事却没有真正管好，机构之间职责不清，遇事相互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下，“四风”问题突出，群众意见较大。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设定意义非凡。什么是“治理”？“治理”有别于“管理”，“管理”强调的是“控制”，对下级部门的控制、对人财物的控制、对过程的控制，等等，而“治理”则更加强调体制机制的“构架”，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安排，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权力设置和权力安排，形成目标一致的合力，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治理”是通过对权力部门的“确权”来实现的，通过“确权”形成权力机关的法权关系，三中全会通过制度性设计安排，对国家权力机构各方面都进行了“确权”，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从“放权让利”到“公平正义”。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控制全部社会资源，集中几乎全部的社会权力和财力，因此“放权让利”一直是前35年改革开放的主基调，但“放权让利”也让改革陷入了“放了收”“收了放”的怪圈，并逐步产生了对权力和财力的垄断，造成了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现象，分配关系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并由此产生了各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看，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如以往般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一次发放“全民福利”的改革，以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为立足点、出发点，通过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使改革的成果让全民共享，特别是让劳动者享有劳动的尊严和劳动的成果，无疑有利于纠正社会上拜金、物欲现象和浮躁心态，高扬起“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旗帜。

当前，中央的改革决心和措施已经非常明确，关键还要靠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只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用“一分靠部署，九分靠落实”的精神状态，积极承担起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三中全会确定的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