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潘维：中国未来30年的愿景与挑战（4）

然而，如果不能把经验的知识凝练成有关发展道路的科学理论，就不能打破西方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就无法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获得立足之处。哪怕取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衡量，中国模式还是会被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在国内知识界传播，进而渗入决策层，就会获得自我实现的生命，引导中国走向“自杀”。

玛雅：所以，中国的未来不但取决于制度竞争的成败，也取决于思想竞争的成败。

潘维：在核武器时代，如果没有思想竞争的自信，没有思想竞争的勇气，就没有生存方式的前途。为了中华生存方式的延续，应当开放思想领域的竞争，用科学破除迷信，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中国在以往60多年的发展中，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中国模式，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21世纪快速崛起，必然在思想上和制度上带给人类新的启发。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重要的启发，今天的中国经验也应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发动机。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自觉。

当然，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这正是总结中国模式、建立中国模式理论的意义所在。

　未来30年中国的愿景与挑战

玛雅：机遇是偶然的，挑战却是必然的。你认为，中国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潘维：我认为，实现中国愿景有四大挑战：

第一，要打赢经济仗。所谓“文明重心东移”其实主要指物质文明重心东移，也就是经济重心东移。自启蒙主义在欧洲盛行，世界就进入了物质主义的时代，而中华文明又最是物质主义的文明，可称占了“天时”。所谓当代经济，无非是三类东西：制造、金融和技术，所以要打三场经济仗。中国可能已经打赢了第一仗，也就是制造业重心东移。第二仗是金融重心东移，目前看，中国处在困难阶段。中国极不擅长金融战，但还必须使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仗如果打败了，制造业会停滞甚至崩溃。这仗若打赢，下一仗就是科技重心东移，就能势如破竹地打赢。中国能打赢金融战吗？目前看，打输的概率似乎不低。

第二，打赢经济仗的前提是打赢制度仗。文明分为物质、精神、制度三大类。中国的优势在制度文明，是精致的制度文明维持了物质文明的领先，避免了物欲横流、坑蒙拐骗、社会四分五裂。两千多年来，中国奉行民本政体，即由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体系上统一的治国集团来管理社会。这个治国集团靠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先进”，在一盘散沙的社会里“脱颖而出”，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思想上信奉民本主义，以民为本；组织上奉行绩优选拔制，逢选必考，无功不拔。如果没有这个中华政治制度文明，经济仗就必输无疑。

正因为看到这一点，中西两大文明竞争的关键战场就在政治体制。然而，在工业水准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打赢这场制度保卫战是极困难的。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在快速崛起，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改制”之说却甚嚣尘上，蒙人术被包装成了启蒙术。凡落后社会必有的一切落后现象，凡快速进步产生的一切成本，都被说成是“体制问题”，号称只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于是，我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这两大威胁，却面临着一个被“骂杀”的威胁，诱使我们进行苏联式“自杀”。而一旦沦为制度殖民地，中国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欠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