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潘维：中国未来30年的愿景与挑战

苏联教训：败在意识形态之争

玛雅：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苏联解体与中国未来的命运，再次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争议话题。8月初，新华网转载王小石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引起轩然大波。文章及其作者遭到所谓网络大V、公知和宪政派人士群起而攻之。9月份《红旗文稿》发表文章《新闻宣传战线在苏共亡党中的迷失及警示》，指出并剖析了新闻媒体在苏共亡党过程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甚至反对党的作用”。如何认识和评价苏联失败的历史，国内存在明显的观点对立。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潘维：2011年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我写了《苏联解体二十年祭》一文。我写道：20年，足够俄罗斯从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20年，足够日本从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年，中国从“改革已死”的悲观论调中脱颖而出，开始冲击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然而，20年了，因为伤得太重，俄罗斯还在漩涡里打转，还没找到北，生产仅仅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

国内很多人拿西方“社会转型”理论说事儿，拿放大镜寻找俄罗斯向“自由民主”的转型。但这个20年前的超级大国，明明是一直在向第三世界的一个普通国家“转型”，成了与南非、巴西、印度比肩的金砖五国（BRICS）之一（中国产值则为其他四国之和）。

玛雅：苏联1990年代初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和“休克疗法”，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和长期停滞。在你看来，苏联失败，败在何处？

潘维：我认为，苏联不是败于军事，也不是败于科技或经济，而是败在思想战争，败在意识形态之争。核武器的降临导致时代变迁，限制了军事冒险行动，思想领域的战争成为大国间战争的日常形式。通过思想灌输使对手“自杀”，成为大国竞争的利器。苏联失败是由于其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领导集团被征服，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直到衰败前夕，苏联官方刊物的文章还在僵化地预测“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的降临。而另一方面，苏联的精英们却已经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被封锁的西式民主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失去了免疫力和自主判断。苏联政界和知识界普遍的“双面人格”，乃至正式和私下的“双重话语”，是思想封闭、做鸵鸟、不敢公开讨论的结果。没有公开的争论，就容易流行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论”，丧失改革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