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大众化传统、传播维度与楷模效应（2）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职。他特别强调宣传工作关系到革命成败，他说做好革命宣传“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2](P481)。

党的“三大”、“四大”对宣传工作的贡献突出。除相关的决议、文件外，“三大一中全会”专门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四大”专门通过了《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清楚地阐明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规定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党的基础组织的职责，号召“共产党员人人都应该是一个宣传者”。这对中国共产党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

“六大”以后，党中央颁布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等重要文件，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任务内容、基本原则以及组织领导等作出了明确具体的阐述。这一时期，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否则，红军“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P86)。他还强调，革命战争的目的在于改造旧社会，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4](P15)。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十分重视通过大众宣传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问题的广泛认同。毛泽东在《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5](P460)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扎根，关键在于民众的认同，而民众认同的关键则在于理论的大众化水平。毛泽东思想演绎了理论大众化的精彩历程，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前提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