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共同思想基础的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 （4）

人类行为的负面效应有多种，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前进探索中的错误，另一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犯罪。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都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这些错误都是在前进探索进程中发生的，因而不能无限上纲，将错误称之为“犯罪”。如果不想前进、不敢探索，许多错误自然就不会发生。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要实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在探索中前进。如何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带领13亿人民走向现代化，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没有在书本中提供既定答案，人类的以往发展也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探索。这些都需要时间甚至是代价。对党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和曲折，我们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应着重于分析当时环境及犯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既不能完全以今天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运行规则去评判，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个人品质”。

现在，有的人把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为了巩固个人权利而发动的”，这是十分荒谬的。大量材料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大跃进”的主观愿望，是力图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有利于国内和平建设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创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局面。正如他经常说的：“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大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的，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同志这种希望中国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急迫心情是溢于言表的。但是由于违背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反倒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所不愿看到的。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则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管理寻找一条途径。然而，由于他对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内的状况作了过于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而认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利重新夺回来，结果是造成了一场内乱。毛泽东同志尽管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但他是为国家、为人民，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来考虑的。纵观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看到，他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正因为于此，中国人民原谅他的错误，始终牢记他的功绩。

不容否认，我们面临的反腐形势是异常严峻的：一是腐败现象呈现多发高发势头，而且涉案金额巨大，动辄上亿；二是案犯职高、权重、影响大，像刘志军、薄熙来等腐败案件，令人震惊；三是腐败手段和方式趋向多样化，运用专业化、高科技手段营私舞弊的案件不断增多。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歪曲党的性质，说什么这是“党的性质使然”，是“共产党无法根治的不治之症”。显然，这是不能接受的。每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清楚，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与党的性质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党是一贯反对腐败的，尤其是近年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把我们党一贯反对的腐败问题，说成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其用心是十分险恶，就是要借腐败问题来反对党、否定党。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形形色色的腐败分子，是在社会大变革、体制大转轨、机制不健全情况下的个人行为，决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是什么“党的性质的显现”。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性质决定了她不会显现为腐败，而必然显现为反腐败。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党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更大的力度反对腐败，正直的人们看得十分清楚。应该说，反腐效果也是好的。随着我们党和国家各项法规制度的完善，随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随着舆论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我国腐败问题滋生和发展的空间必将越来越小，腐败分子必将失去立足之地。腐败并非中国所独有，一些人对于华尔街金融系统的严重腐败等却视而不见，反而一味鼓吹要“全盘引入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他们的意图十分清楚，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由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决反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