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主观幸福感（2）

　三、研究设计：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以及统计模型

2012年全国进行了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们借这五年一次的机会在选举过后的一个星期对于南京市市区的560多万合格选民进行随机抽样，共抽取2399个随机样本，采用访谈员入户、面对面对被采访对象进行发问的形式，调查其选举行为并问及公民文化相关问题，共获取有效问卷1199份。南京市作为长江三角洲一个省会城市，GDP在全国大中型城市中居于20位左右，人均GDP在全国约排在第15位，因而，本课题是针对城市市民状况的调查，不包括农村地区，而且是相对发达城市的情形，因此在进行结论解释时需谨慎，不可过分推论。

我们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依据问卷中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总体来说，您觉得自己幸福吗？”从数据来看(见表1)，该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低，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明确表明他们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直接认定不太幸福或很不幸福的人只有不到10%，还有三成左右的人在模棱两可之间。不过，对于这三成应答数据的解读我们要考虑到被访谈者顾及面子问题而未真实作答，因此，在此后的logit模型中，我们只将明确表达“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应答者归为幸福。那么，该市市民的幸福感决定于哪些因素呢？尤其是与政治因素之间有怎样的相关关系呢？

在理论部分，我们考察了政治运作的三个维度：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政治信任以及腐败程度。对第一个维度，我们采用问卷中的一组问题：“对于南京市的以下状况(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治安状况、交通状况、医疗服务状况、学校教育、环境卫生、道德风气)，您的满意程度是几分？1分为非常不满意，10分为非常满意。”从我们的数据来看，该市市民各项满意度不算低，其中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满意度最高，平均达6.62分与6.60分，交通与医疗满意度最低，平均5.65与5.70分。

对于第二个维度政治信任的测量基于：“您对下面这些机构和组织(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信任度如何？”分值10为信任度最高，1则最低。对三者的信任度我们没有看出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对于街道办事处的信任度平均最高，为6.12，对市政府的信任次之，平均6.08，而对于区政府则最低，为5.92。可见，如果与民众有直接互动且行政效率不低，应该可以增加信任感。

对第三个维度腐败程度的衡量依赖于两个问题：“您认为腐败现象在地方有多普遍？你认为腐败现象在中央有多普遍？”分值5分表示“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腐败”，而1表示“几乎没有官员腐败”。数据表明，整体来讲，该市市民认为“至少一半以上的官员都腐败”，地方和中央的平均值分别为3.04与3.28。中央腐败度的衡量出现了大量的“不知道”，显然广大民众与中央政府没有实际的接触，亦缺乏相关的公开信息，虽然民众因此不能十分笃定中央政府政治的运作状况，但也存在增加其遐想空间的可能性，继而影响整体的政治合法性。

要厘清政治因素之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须通过回归分析的统计学模型。根据数据的特征，我们采取两种模型，一为logistic模型，一为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对于logistic模型，我们把“非常幸福”与“比较幸福”标为“1”(N=466)，其他为“0”(N=683)。公共产品质量满意度、政治信任、腐败程度分别是各项相加的总体满意度、信任和腐败指标。表2是此三个指标与主观幸福度之间的二元回归分析结果，基本印证了上文预设的理论假设。在二元关系下，公共产品满意度、政治信任以及腐败衡量与公民的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具有统计显著性。不过，我们需要在多元回归、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才能得出更有把握的结论。

根据之前的研究文献，我们需要控制一系列的其他变量。主要包括：(1)受访者的个人特质，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状况、教育程度。(2)收入状况。之前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一系列的经济因素相关，因此，我们考虑采取以下三个经济变量：个人收入、收入公平感和家庭经济状况。(3)社会资本变量。人际间的信任一直被认为是增进幸福的重要元素，考虑到儒家文化中差序格局的特质，[16]我们将受访者对家人、亲戚朋友的信任，也就是人际核心圈的信任度作为人际信任的指标。社会资本的另一个变量为是否参与社会组织，采用虚拟变量进行衡量。(4)与政治相关的其他变量，一是民族自豪感，二是对官民关系状况的评价。

表3中，模型一与模型二分别采用不同的统计模型来解释主观幸福感，我们主要从中观察政治变量的影响。公共产品满意度与政治信任在两个模型中显示出强稳定性。模型表明，在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变量之后，民众有关公共产品质量的评价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消失了。换句话说，无论市民对于经济发展状况、治安状况抑或医疗卫生教育状况如何评价，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并不直接影响其幸福感知度。广大民众自身的幸福感是与公共产品质量的感受相分离的。这一发现多少挑战了我们的常识。相反，该市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受到政治信任的影响相当稳定，在检验过的诸多模型中表现一致。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说，民众是否信任政府直接影响他们的幸福感知，后文将继续深入分析政治信任变量。腐败衡量在模型二中没有统计学重要性(p-value =0.22)，但认定政府腐败度很高会减弱民众主观幸福感是两个模型的共同倾向。综合这三个政治变量会发现，是否信任政府、对政府腐败的衡量直接影响民众的幸福感，尤其是政治信任感的作用格外突出，而与民众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却与民众的幸福感无涉。如此说来，从政治与幸福感的角度来看，当下中国市民对自身幸福的感知似乎有超越日常生活的趋势，而直接与政治信任相连。这在其他两个政治变量官民关系和民族自豪感中也能体现出来。认为官民关系感知紧张会降低公民的幸福感，这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影响变量，而民族自豪感则可以增进幸福。民族自豪感的正向影响作用也相当稳健，因此我们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在当下中国，塑造民众的民族认同比提升公共产品质量更能直接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与家人良好的信任关系会增进个人幸福，我们也测试了对陌生人的信任的作用，不具有统计学重要性。可见，在中国社会，差序格局带来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幸福感知，文化的作用是显然的。经济变量的影响亦非常有趣，个人收入与幸福感无涉，而与其平等感以及家庭的整体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后者多少显示出中国人家庭理念之于幸福的重要，而前者印证了之前的诸多研究，即无论一个人的收入怎样，一旦其认定不公平，则幸福感会大打折扣。在个人特质变量中，性别的差别最大，在控制一系列其他变量之后，该市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感觉到不幸福。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提高教育水平对于个人幸福的增进似乎并无效用。在所有控制变量中，参与社会组织一项是最为费解的。理论上讲，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可以在社交活动中增进幸福感，但这个变量的系数却是负相关的。这一反常的现象有待后续作进一步的观察。

我们继续回到三个主要的政治变量。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政治信任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稳定。那我们不禁反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政治信任呢？参考政治信任的相关文献，[17]结合中国政治现状，我们对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进行考察(详见表4的结果)，采用了Regression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以及Robust Regression解释政府信任。

表4对政治信任的解释模型显示出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政治信任与个体特质相关变量毫无关系，而主要决定于其他的政治变量。模型三、四表明，党员并不具有更高的政治信任，这对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具有8000多万党员的国家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我们测试了党员与腐败度之间的交互关系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没有统计学重要性。在一系列的模型中，该变量都与政治信任无涉。对照表3与表4，腐败评价也许不一定直接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但却是影响政治信任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各模型中相当稳定。官民关系的紧张度也影响政治信任，与腐败评价一样，系数都相当高。不过，对此我们不宜过度推论，因为在此存在一个内生性(endogeneity)的问题，也就是既有的政治信任度有可能影响到腐败和官民关系的判断。我们只能说，两者有着相互的关联性，尚不构成绝对的因果关系。民族自豪感对于政治信任没有影响，因此执政者对于民族认同的打造或许能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却无法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从公共产品的各项满意度来看，经济、治安和医疗是最重要的领域，直接影响公民政治信任。结合表3的数据来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不一定直接促进主观幸福感，但是却可以增进政治信任，从而间接提高主观幸福感，特别是在经济、治安与医疗方面。换句话说，政府行为需要在有效地增进政治信任之后，才能很好地转化为提升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动因，因此，政府行为能否有效打造政治信任至关重要。

　四、结论

我们对于南京市的调研数据呈现了政府行为、政治信任与公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独特关系，这其中凸显的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性：政治信任的缺乏直接削弱中国城市市民幸福感。当媒体在铺天盖地追问民众的幸福感时，不知政府部门是否意识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影响幸福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之一。打造政府的公信力才能增进人民幸福是本文得出的最直接的结论。而本文的发现实则印证了我们的直觉，打击腐败、保持经济发展稳定、确保社会治安以及提升医疗公共事业满意度是最直接提升政治信任的手段。公民的幸福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政治信任低下、腐败横行直接影响每个个体的幸福感知，因此，政府行为对于提升个人幸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注释：

①考虑到是否具有共线性问题，我们报告模型三vif值，最高为3.80，平均为1.89，在可行范围之内，不受共线性问题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