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群众路线（2）

群众路线的内在张力

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人民群众内部是否存在矛盾呢？

答案是肯定的。关于这些矛盾的性质，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讲详细一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有很多人批评毛泽东对政治精英和大众都做了近于完美的假定，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弱点，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毛泽东对现实中两个群体的不足的清醒认识。一方面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对现实不抱有幻想，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的并存，正是毛泽东思想辩证一面的体现。

事实上，群众路线的张力点在于对党群两方亲缘关系的想象，和解决内部矛盾时对“团结的愿望”的依赖，即两方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当发生矛盾时同时有着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良好意愿。

毛泽东是首先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归结于政治精英的。观察他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一开始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群众路线的基础，在措词上都谨慎地避免了把党和人民群众说成是矛盾的两方。后来，毛泽东对问题性质的判断越来越严重，直至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标志着政治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按以往的方式、通过良性互动解决矛盾的可能性被否定了，也就相当于群众路线被突破了。在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时期过去之后，毛泽东又力图重新修复两边的关系，但留下一些隔阂是不可避免的了。

群众路线需要完善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顾群众路线的历史，对于思考群众路线在当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有帮助的。

时代背景大不同了。今天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党对当前承担的历史使命的最新认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今的政治议题对精细化、技术化、专业化的要求更高，政治精英和大众在参与政治的能力上的相对差异，比起革命时代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是预决算的透明公开，可是相当大一部分人是看不懂预决算表的，他们怎么能够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呢？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悖论：时代呼吁更多民主因素，但大众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更加倚重政治精英的负责任态度。

这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各国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下，普通民众也面临参政能力的重重障碍，只能将政治交给作为利益集团的职业政客。这种现象被称为代表性政治的危机，在学界早已不是新问题了。

在尴尬的时代难题面前，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之一—群众路线，是否提供了一种突破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党和人民群众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思想上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提升党性修养，并辅以其他机制，敦促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著名的“窑洞对”中说，突破历史周期律的办法是实行民主（通过群众路线实现的实质性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能不人亡政息。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下，群众所起的监督作用是有限的。今天的群众路线政治最需要完善的正是这个部分，应该通过制度安排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将群众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权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走群众路线对领导干部而言不仅是政治上的号召，而是行动的一部分。

党群之间“团结的愿望”仍是群众路线能够收获成效的决定性条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抱有盲目的乐观，因为现在已经是个利益分殊的时代，是个“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的时代；既得利益恰是矛盾产生的根源。所以，破除既得利益集团、铲除腐败，就成了群众路线真正起效的基础—这将是个漫长的痛苦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