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低龄退休群体”之所以享受“低龄”的优待,并不是他们沾了旧政的光,而是客观上身体条件不适合过长的工作时限,譬如重体力、高强度劳动者,他们的8小时,与办公室清闲的8小时,恐怕不能同日而语,总不能逼着他们拿命来工作。另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低龄退休群体”,多是过劳的代表。延迟退休固然是大势所趋,挖潜增效可能还得着眼长远,不能只盯着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当然,从“低龄退休群体”开始也只是一种说法,在具体细则尚未板上钉钉的时候,一切皆有可能。但从民众的担心来看,无论是对清华版方案的吐槽,还是对个别大嘴巴专家的抱怨,背后都是真切而现实的生存焦虑。眼下,延迟退休即将从理论之争转向踩点试水,如何让制度设计听得见更多人的声音、照得见更多人的利益,就应该在程序正义上洗脱闭门造车之嫌。正如人社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所言,“中国社会亟须一场理性的对话。”
对话当然不容易,共识也是个相对概念,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之下。但是,如果能将制度设计的来龙去脉呈现在阳光下,哪怕让吐槽或骂娘的声音有个表达与倾诉的路径,起码最终版本的退休新政也会少些情绪化的怨尤。
延迟退休改革须考虑不同利益诉求
延迟退休是公众十分关切的重大政策改革。延迟退休问题的提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的社保基金据说出现了缺口,因此期待以此来缓解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已经明确,“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因此,延迟退休作为一种改革的方向,看来已经确定无疑。
方向虽已明确,但争议仍难平息。事实上,由于各种职业在劳动强度和收入待遇上有很大差别,人们对延迟退休的反应也有很大差别。比如,我国公务员工作相对稳定,福利待遇也不错,延迟退休对他们来说可谓“利好”。而一些劳动强度很大的工种,到了50多岁大都已经是在超负荷工作,他们更希望早点退休。这决定了对延迟退休似乎很难达成某种共识。如何缓解这项政策改革实施的阻力?除了渐进式推进,还可以把制度安排得更人性化。
退休毕竟是人生大事,延迟退休一旦作为公共政策落地实施,将改变很多人的人生期待目标,并且对其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收入产生影响。延迟退休的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具体情况,政策上不宜“一刀切”,而是应该充分尊重本人意愿。比如,我们可以将目前规定的男60岁、女55岁作为职工退休的一个下限(这里暂不考虑特殊工种以及丧失劳动能力之类需要更早退休的情况),但到了这个年龄后并不一定非得退休,而是可以根据本人意愿继续工作;同时再设定一个必须退休的上限,按照目前的国情,这个上限可以是男65岁、女60岁。这5年时间就是一种弹性区间,每一个职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身体状况、家庭的经济状况等,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这种人性化的制度安排,给个人更多选择空间,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此外,对于公众十分关注的“谁先延退”问题,决策者同样不能忽视。胡晓义透露“可能会考虑从现在规定的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此说被某些媒体解读为“重体力劳动者或率先延迟退休”。这种解读未必准确,但也遭到很多网友“拍砖”,他们认为重体力劳动者先“延退”并不合理。而对“公务员率先延退”的传言,胡晓义称没听说过,加上公务员群体被指从“延退”改革中“占了便宜”,从他们开始看来也不太可能。因此,“谁先延退”需要慎重考量。
延迟退休是一项关系到每一个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在改革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职工不同的利益诉求,使这项改革在得到经济上收获的同时,也能够产生符合大多数人愿望的社会效益。根据这样的要求,“一刀切”的改革就显得粗疏了一点,未必能收到理想效果。因此,如何使延迟退休制度设计更加人性化,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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