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上）

经济学篇

鼓励“生产性努力”，遏制“分配性努力”

立“先规则、明规则”，弃“后规则、潜规则”

随着长期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难以为继，“政策红利”的“喷涌式释放”已告一段落，体制改革也已挺进到一个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阶段。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应作何调整，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动力何在，如何把握好“升级”的要求与当前改革举措的内在联系，成为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反腐倡廉”、“简政放权”、“民营新政”、“城镇化”与“美丽中国”是跨越“制度转型陷阱”和经济升级的关键词。学者指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一是继续“退够”：包括调整反思消化前阶段的负面遗留物，如“要素价格扭曲”和“虚拟经济泡沫”等；二是升级“硬件”：“简政放权”，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升级“软件”：鼓励“生产性努力”，遏制“分配性努力”；让企业成为竞争规则的商定者，让“创新”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升级“制度环境”：让此前各阶段累积起来的法律规制等改革成果升华到“法治”高度，也即“先规则、明规则”，而不再是“后规则、潜规则”。

市场和政府职能需进一步合理界定

不该管的坚决不管，该管的要管出水平

发挥经济市场配置资源的各级作用，以及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必要性，是当前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的要求。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市场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政府怎么样管和在哪些事情上管，如果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规范政府的职能，不该管的要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还有的学者认为，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科学的宏观调控在于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尽可能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也有学者认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能力。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通过市场的传导机制来表现、实现，比如通过价格杠杆、通过各种市场参数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等等。政府和市场的职能需合理界定，两个方面需更好地分工和配合，这是使整个发展效率不断提高、发展代价不断减少的基本制度性保障。

涨工资：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

分工资：“提低控高”缩小差距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更加引人关注。除了“涨工资”，人们也更关心“分工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有的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应“公平”优先，采取“提低控高”的办法以缩小差距。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我国不断加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该认识到我国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上。对于二次分配，应把重点放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上。有的学者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包括：健全完善市场，早日形成生产要素的供需双方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农民工城镇化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消除劳动力市场上不对称行为；在工资、福利、升迁机会等存在差别的状态下，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机会，扩大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同等受教育待遇，使劳动者有更好的机会升迁；鼓励创办小微企业。

“农地入市”朝着可交易方向发展

允许抵押的仅是分离出的经营权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城市房价不断飙涨，土地制度改革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就土地流转而言，有学者认为，鼓励“农地入市”向可交易方向发展，“土地抵押”就是变相买卖，这些是土地从集体转向私有的征兆；由于目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很小，未来会进一步修改城乡规划法，受此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决定》中的“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这一前提，强调允许入市的仅仅是某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集体所有性质仍没有改变；允许抵押的也仅是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出来的经营权，而承包权作为物权不允许抵押，这使农民失地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社会学篇

教育与就业公平形塑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中国梦为每个人创造“人生出彩”的机会

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以最大公约数凝聚了社会共识，提振了民族信心，绘制了国家未来的美丽蓝图，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结合起来，并通过为每个人创造“人生出彩”的机会而使之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同时，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有学者指出，教育机会既影响着每一个人奋斗的起点的公平，也影响着每一个人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现代社会的就业，就是在教育文凭的分流中将人们安置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职业岗位上。所以，教育的公平与就业的公平才最终形塑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但不能忘记的是，对于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年公民来说，“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梦的实现程度。

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矛盾的化解能力，在激发社会活力的框架下培养

学者指出，在2013年之前，社会管理被概括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十八大报告的一个最大亮点，是在这“十六字方针”后增加了“法制保障”，使之成为“社会管理”领域的“二十字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理念，在进一步厘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转变了原有“维稳”思路，而在“有限责任政府假设”的基础上，赋予社会对于自身“生成”与“演化”的冲突与矛盾的化解功能。社会的秩序化结果，不应只是政府的责任，而且还是社会与社会组织自身的责任。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表征了党和政府对现代化国家认识能力的飞跃，也奠定了未来一个历史时期政府处理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由此开始，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结构与功能将在新理念下被重新塑造。一定范围发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将被视为社会常态运行中的“安全阀”，而非威胁社会总体安全的“倾覆性事件”。社会对社会自身矛盾的化解能力，也将在激发社会活力的框架下培养壮大。

当前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社会向上流动乏力

阶层流动缺失是导致“社会病”存在的一个原因

社会结构和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课题，阶层流动问题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热点。学者指出，当前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导致底层社会向上流动乏力，如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公平逐渐丧失成为社会流动之忧。还有学者指出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一方

面高房价影响社会流动，催生大量房奴，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房价升高会阻碍劳动力流动，尤其是青年人的择业流动，大学生及农民工群体无法更好地进入城市生活，阻碍了地区间人口流动。还有学者指出，流动性缺失是导致“社会病”存在的一个原因，如社会拥堵问题，大量底层社会群体有向上流动的需要，而现实中流动渠道狭窄，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必然导致社会拥堵。学者还指出阶层固化进一步加深，处在上层的社会和处在下层的社会同时出现流动乏力的情况。

“橄榄形分配格局”意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转移支付与税收调节有利于缩小财产占有差距

最近几年，社会学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层出不穷、汗牛充栋。这些研究的目的旨在影响中央的决策并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路径。《决定》颁布之后，有研究指出，“橄榄形分配格局”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来的，而其本质意义，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橄榄形分配格局是与金字塔形分配格局完全相反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橄榄形分配格局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会日趋缩小，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也会趋于下降。但在金字塔形分配格局下，中等收入者的人数会被挤压，低收入群体过大的格局会长期得不到改变，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有研究者指出，要在初次分配中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现在还比较难，但通过二次分配（指社会保险和转移支付等社会保护网）来改善收入分配的办法则可以在短期见效。而且，转移支付与税收调节不仅会缩小现时收入差距，而且还有利于缩小财产占有差距。（作者张翼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