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从泰国危机看中国政治的合法性（3）

应该说，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合法性的来源是不同的。西方模式强调的是程序和过程，中国则是执政的成效，是政绩合法性。

西方自启蒙时期的英国社会理论家约翰·洛克时代起就提出，政治合法性来自群众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除非得到被管治者的同意，否则该政府不具正当性和合法性。而这种正当性和合法性实现的唯一方式就是民众投票。

所以在美国，尽管小布什执政8年就把美国从冷战后的颠峰带到低谷：发动两场反恐战争、经济政策失误和监管缺失造成一场全面的经济大危机，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合法性并不受任何影响。

由于西方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过程，也就是选举，于是政治人物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上，甚至为了赢得选举和拉抬支持率而出台违背经济规律、政治和外交原则的政策。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选年，为了赢得选举，政治人物可谓不择手段。奥巴马曾允诺结束对石油业的补贴，但这一承诺变得烟消云散。奥巴马曾允诺进行全面移民改革，但未能兑现。相反为吸引拉美裔选民的选票，他甚至采取了一项绕过国会的动作：让170万年轻的非法移民得以暂时合法地继续呆在美国。

在法国，支持率低迷的萨科奇不惜下令选举期间不许企业破产、各企业要给职工发放一千欧元额外的红利。为了提高就业，迎合极右民众，冒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强行遣返罗姆人，为此引发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强烈批评。其最荒唐的政策是如果加入法籍的外来移民触犯刑法，将取消其法国国籍作为惩罚，这显然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政治人物为了提高支持率，甚至不惜选择对外宣战。法国介入利比亚内战、非洲马里之战，都令当时的总统支持率大幅飙升。2008年萨科奇也是在民意的压力下会见达赖，结果令二十年良好发展的中法关系完全逆转，法国的国家利益受损。

中国台湾则表现得更为极端。马英九支持率只有一位数，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是根据波动的民意治理台湾：一项政策出来后，一有批评的声音，就立即进行修改，最后成为四不象，成效全无，更没有任何一方满意。

和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就是执政的有效性。当时提出的天命观，认为只有治国有方才能承续天命。弱小的周之所以取代强大的商，是因为商的暴政和周的德政令天命归于周。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汉末年的王莽，从程序上讲，三者权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下罕见的文功武治，而成为后世典范。李世民更被视为自孔子以后数一数二的伟人。而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由于实行脱离实际、效仿周朝的改革，一败涂地，民不聊生。他篡位之举也就被历史完全否定，成为千古罪人。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历史因素，也有今天宪法的明文确立，但根本还是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国家主权独立和重新统一、国富民强。不管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这两大历史任务。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百年失败积累之后，直到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六十多年的奋斗才算接近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