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从泰国危机看中国政治的合法性

2014年新年刚过，已经持续近两个月之久的泰国政治危机继续发酵：黄衫军再度走向街头，拉开封锁首都的序幕。虽然2月2日就是新的大选日期，但他们却现在就要求已经解散国会的英拉辞去看守总理的职务，把权力交给人民——当然也就是他们。

自从2006年民选总理他信在联合国开会而被军事政变推翻流亡海外以来，泰国的政治乱局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如果从泰国走向民主那一天即1932年算起，其实这场乱局已经持续八十多年了：30多起军事政变，还有不等的民变。平均不到两年一次，是世界上军事政变最多、权力交替最频繁的民主国家之一。尤其是2010年军警暴力清场，造成平民重大伤亡，震惊世界。由此，政变——军人政权——大选——文人政权——危机——政变的循环就成为泰国政治的代表图腾。而过去温和、微笑、善良、与世无争的佛教之国才是这个国家的象征，真不由令人惊叹民主的巨大力量。

更令人惊叹的是，前苏联模式在东欧不过五十年就宣告失败而被抛弃，中国实行不到三十年就开始改革开放，可民主在泰国为乱八十多年，就是无路可去。

泰国的民主乱象，学界早有丰富的分析与深入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认为，西方民主在亚洲土壤不服。民主是在西方基督教、重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和佛教等格格不入。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一整套相互配合的社会机制、社会心理和共同信仰的基础，并不是仅仅把西方的议会制度搬来就可运作。从现实生活中来看，除了基督教国家实行民主达到了富强、稳定可算是成功以外，其他文化效仿西方的都差强人意。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则认为，泰国在没有实现现代化之前过早实行民主——曾经是第三世界的韩国和台湾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实现经济起飞之后才走向民主。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实现普选民主的，而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普选民主的国家，也没一个成功的。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则认为，泰国缺乏中产阶级而是形成了拥有大量选票的贫穷农村与实际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的城市阶层的无法妥协的对立，以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各项配套制度尚没有建立时就走向票选民主则必然导致乱局。这一观点以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民主的产生是有历史条件的，需要一些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而且有些基本国家制度在民主化后就不可再建。

还有从西方渐进式发展模式不可重复的角度来论证泰国的民主危机。比如西方是先产生了民族国家，同时经历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产生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的力量驯服了君权，获得了对政治权力的参与。而随后产生的无产阶级又以数量为筹码，迫使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开放，获得了参政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了政党和政党政治、建立了一系列的国家制度，社会结构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转变。整个过程相当漫长甚至充满血腥。但现在没有哪国在走向民主化的时候可以复制西方，往往都是一步到位式的移植。

虽然泰国的民主乱象并无什么新意，但“常乱常新”，还是能够给世界一些启示，特别是对于自由派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