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的读书与治国

清朝在康雍乾时期，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号称“康乾盛世”，能够实现这种局面，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皇帝本身的素质、见识和作为密不可分，而这些又得益于他们好读书、会读书，既能博览群书，又能学以致用，励精图治。

好读书，勤学不辍

自清朝建立，一直把尊崇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之道。在这一方面，康雍乾几代皇帝不仅尊孔重儒，优礼士人，而且他们也通过刻苦学习，直接掌握儒家思想。

几代皇帝对儒家经典积极学习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自幼在上书房接受系统的儒家思想的训练。清代自康熙时期开始，形成对皇子们严格的教育制度。清朝皇宫内设有上书房，专供皇子读书之用，皇子们六岁开始入上书房就师学习，他们每日凌晨5点前开始早读、上课。乾隆时曾任军机章京的赵翼曾记载自己在军机处当值时，凌晨残睡未醒，已看到皇子们提灯去上书房就读。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雍正就曾说自己“幼承庭训，时习简编”。皇子在上书房的学习由皇帝钦派大学士或尚书一级的官员总体负责，每位皇子都由专门的翰林学士分别指导。以乾隆弘历为例，弘历的老师主要包括徐元梦、张廷玉、福敏、朱轼等，都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大家。他们指导弘历熟读《易经》、《春秋》以及宋儒性理诸书、《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唐宋文章等，既讲解儒家经典以及理学精蕴奥义，又涉及社会现实、民生疾苦，总结历朝的治乱兴衰。

二是皇帝在位期间仍然勤学不辍。一方面是经筵讲学为代表制度化的学习，1669年，16岁的康熙亲政后不久，即建立经筵讲学制度，定期召请当时著名的儒学大臣如熊赐履、王熙等，为皇帝讲解四书五经。每逢讲学，皇帝总是有疑必问，康熙甚至要求讲官讲完后，自己复讲，然后再由讲官评点，可见其求学心之切。这种主动学习的精神保证了学习制度不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几代皇帝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熟读经史。康熙八岁继位，时满人入关不久，宫中满洲风俗仍重，皇子的儒家教育还提不上日程。但年幼的康熙却勤勉向学，曾在宫内向两名有学识的太监请教儒学经典、明朝礼制、学习汉字。后又设南书房，以张英、高士其、徐乾学等为南书房大臣，时刻侍学。即使出巡，也都带着这些大臣，以备顾问，砥砺学问。康熙学习不辞劳苦，以至于痰中带血，他的祖母孝庄太后为此把书给他藏起来。所以康熙称自己年轻时“手不释卷”，并非虚言。

康熙勤奋好学也成为后世皇帝必须遵循的“家法”。皇帝每日五更起床，然后像皇子们一样，须诵读诗书。傍晚散朝无事后，皇帝又直奔书房，读书习字，或与侍从文臣讨论经典，琢磨字句。就这样，皇帝每日凌晨读书、晚上学习，除非遇到重要节日，否则宫内很少听到管弦丝竹娱乐之声，以往那种晏处深宫、莺歌燕舞、耽于逸乐的景象在康雍乾时期几乎绝迹。难怪雍正曾一再说当皇帝是个苦差事。

几位盛世之君之所以如此积极好学，是因为他们深知尊孔重儒，对治理一个庞大国家的重要性。通过刻苦读书，他们在儒家经典掌握方面达到很高的理论水平。康熙每学完一部书就主动让身边的大臣抽查、考试自己，最终，连熊赐履、李光地这样的理学重臣也称康熙“讲论精微，义理融贯”。雍正时期的大臣鄂尔泰称雍正“幼耽诗书，博览弗倦”，对程朱理学研究精辟，四书五经烂熟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