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勤：诗圣杜甫与诗史精神

杜晓勤  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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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上，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被后人称为“诗圣”。他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民胞物与”的人文光环，以及对于现实政治的深刻关切，使他的诗歌能够反映出唐代由盛转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又称杜甫的诗歌是“诗史”。杜甫的崇高人格及其诗歌中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光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杜甫儒家思想的来源

杜甫的思想博大精深，深受盛唐风气的影响。他年轻时曾修道求仙，对佛教经义也有领悟，然其仍以仁民爱物、“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为主。

（一）地域文化的熏陶

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唐时属都畿道河南府，隋唐时期属于山东（崤山以东）文化。

隋唐时期，主要有江左文化、关陇文化和山东文化这三大地域文化。江左士子多为士族，门阀意识较强，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故较重文学艺术才华，多凭门资进身，安流知足，进取意识不强。关陇一代则多为胡汉杂糅之军事贵族，重军功，尚侠义，轻死生。山东士子则因多为礼乐传家的旧士族，在北朝又失去了政治特权，所以多以经术进身，“经世致用”思想较为强烈。

唐高祖依凭关陇军事贵族得天下，唐太宗治天下则主要用山东人士，其22名宰相中山东人占了一半，重臣魏徵、房玄龄、马周都是山东人。武则天时重臣狄仁杰、郭元振、魏元忠也都是骨鲠忠直的山东人。

随着开元前期儒学的复兴、君臣关系的重建，山东士子多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开元末年，诗坛上也崛起了一大批山东文士。据《全唐诗》小传统计，盛唐101位诗人中，出自山东地域的就有43名，高适、岑参、王维、崔颢、王湾、祖咏、李颀、王翰、刘长卿等一流大诗人也都是山东人。

在此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杜甫自小就希望以文学经术入仕，实现政治理想。

（二）家学传统的继承

杜甫认为，杜氏是陶唐氏的后人，具有源远流长的“士食旧德”的家族文化传统：“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仁义礼智信”既是儒家思想，又是杜氏家族文化传统；“公侯伯子男”既是当时社会实现“尧舜之道”的必由之路，也是杜氏家族中人“功业”的体现。

对杜甫影响最大的是杜氏家族中“奉儒守官”政治文化传统和“未坠素业”的家族责任感。其《进雕赋表》云：“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奉儒守官”就是要通过做官来推行儒家之道，其家族中杜预正是杜甫的榜样。杜预是晋代重臣，文武双全，功业卓著，对儒家经业也造诣颇深，有《春秋左传集解》。杜甫在祭奠杜预时告诫自己：“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所谓“本”就是自杜预以来“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杜甫也说：“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进雕赋表》）唐初以来，杜氏家族所任官职越来越小，杜甫焉能没有危机感。所以他自小就树立了继承“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绍兴家业的人生理想。

（三）时代精神的影响

李唐王室虽然尊老子为先祖、道教为国教，然而初唐到盛唐的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尊崇儒家。贞观年间，唐太宗深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有较强的儒家“民本”意识，“以仁义为治”，而且能够虚心纳谏，闻过则改；魏徵、房玄龄等大臣也能直言进谏，做《荀子》所说“从道而不从君”的直臣、诤臣。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先是重用姚崇、宋璟，推行仁政，后又依靠张说、张九龄，尊崇文儒，兴复礼乐，姚、宋、二张也都能尽心辅佐唐玄宗实行儒家教化，君明臣贤，迎来了“开元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