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的读书与治国（2）

会读书，学以致用

雍正曾说：“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康雍乾几代皇帝积极学习的态度，不但表现在好读书，而且表现在善于读书而不迷信于书，反对空谈理论，主张躬行实践，学以致用，用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来指导治国理政的实践。

康熙在一次经筵讲学时与儒学大臣讨论“知”与“行”哪一个更重要时，指出再好的理论不付诸实践也没有用，“不行，徒空谈尔！”在这个层面上，熟读经书的康熙转而批判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等理学大臣，认为他们理论与实践脱节。当时，在理学家的提倡下，夫死妇殉的社会风气颇为流行，朝廷还经常对此进行旌表。康熙对理学家的这种迂腐不实的观点进行批判，下令停止对殉节的旌表，以遏制不良风气，表现出他以实心行实政的精神。

雍正时，为去除政治腐败等积弊，雍正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改革，这也源于他对儒家思想中“仁”“智”“勇”的理解。雍正认为对三者应该有一个整体理解。例如，在实践中，遇到有益于百姓的善事，要毅然行之，才可称为“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如果不加分析地、孤立地谈着几个概念，就会有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奸徒之智”，完全曲解其本意。鉴于此，雍正在推行改革时，雷厉风行，果断明决，“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当时的诸多改革如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之所以能够突破重重阻力获得成功，与雍正通过读圣贤书而获得的那种当仁不让的勇气有关系，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康雍乾几代皇帝还利用儒家思想的理论，批判汉族士人的狭隘的“夷夏观”，构建适于清朝的国家认同观念。

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派人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以满洲人为“夷狄”，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劝其举兵反清，驱逐夷狄。这就是所谓的“曾静投书案”。事后，雍正亲自撰写文章，对这种传统的“夷夏观”展开批判。他说中国古代的虞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但后来都成为圣人君主。春秋时期楚国最初被周天子视为“夷”，秦穆公也曾霸西戎，但这两个“夷”“戎”国家后来都得到孔子的认可。可见地域、民族的身份并不足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君主，仁德爱民才是主要标准。而且雍正指出，清朝以仁德安抚众民族，不修长城而使各族归附，这是历史上空前的盛事。若一味强调“夷夏之防”，那么中国又将陷入民族分裂、对峙、战争的局面中。这样，通过引经据典，雍正用儒学理论批判了狭隘的夷夏观念，结合实际，开阔了中国的国家认同观念。直到现在，在论证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的形成时，学术界也还多引用雍正的观点。

所以，作为盛世之君，康雍乾几代皇帝对汉文化的学习非常积极主动，唯其如此才能既重视经典又不迷信经典，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躬行实践，形成自己的观点；才能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创造性地运用儒家经典理论指导治国实践，造就清朝一个多世纪长治久安的局面。

及至晚清，同治皇帝也是幼年继位，但他自幼耽于逸乐，常常找各种借口逃避晚课早读，学习流于形式，制度已同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