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杜晓勤教授指出,杜甫思想博大精深,深受盛唐风气的影响。他年轻时曾修道求仙,对佛教经义也有领悟,然其仍以仁民爱物、“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为主。论其儒家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时代精神的影响;二是地域文化的熏陶;三是家学传统的继承。
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杜晓勤教授指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杜甫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人生取向、政治理想和诗学观念:杜甫的人生取向与盛唐一般士子不同,他只走科举一途,对“立功边塞”“隐逸求仕”都不感兴趣,更不像有的人此路不通则改弦更张;杜甫的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当忠心辅佐圣君之良臣、直臣,而不是愚忠之臣;杜甫的诗学观念也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法自儒家有”,他继承了儒家“诗言志”和“兴、观、群、怨”的创作传统,注重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
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继承了自《诗经》、汉魏乐府以来诗歌注重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并使之更为高超、更为成熟。中唐诗坛的新乐府创作风气,正是由杜甫直接开导而产生的。为了全面反映现实,杜甫掌握并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泽被后人甚为深广。
杜晓勤 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上,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被后人称为“诗圣”。他在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民胞物与”的人文光环,以及对于现实政治的深刻关切,使他的诗歌能够反映出唐代由盛转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又称杜甫的诗歌是“诗史”。杜甫的崇高人格及其诗歌中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光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杜甫儒家思想的来源
杜甫的思想博大精深,深受盛唐风气的影响。他年轻时曾修道求仙,对佛教经义也有领悟,然其仍以仁民爱物、“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为主。
(一)地域文化的熏陶
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唐时属都畿道河南府,隋唐时期属于山东(崤山以东)文化。
隋唐时期,主要有江左文化、关陇文化和山东文化这三大地域文化。江左士子多为士族,门阀意识较强,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故较重文学艺术才华,多凭门资进身,安流知足,进取意识不强。关陇一代则多为胡汉杂糅之军事贵族,重军功,尚侠义,轻死生。山东士子则因多为礼乐传家的旧士族,在北朝又失去了政治特权,所以多以经术进身,“经世致用”思想较为强烈。
唐高祖依凭关陇军事贵族得天下,唐太宗治天下则主要用山东人士,其22名宰相中山东人占了一半,重臣魏徵、房玄龄、马周都是山东人。武则天时重臣狄仁杰、郭元振、魏元忠也都是骨鲠忠直的山东人。
随着开元前期儒学的复兴、君臣关系的重建,山东士子多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开元末年,诗坛上也崛起了一大批山东文士。据《全唐诗》小传统计,盛唐101位诗人中,出自山东地域的就有43名,高适、岑参、王维、崔颢、王湾、祖咏、李颀、王翰、刘长卿等一流大诗人也都是山东人。
在此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杜甫自小就希望以文学经术入仕,实现政治理想。
(二)家学传统的继承
杜甫认为,杜氏是陶唐氏的后人,具有源远流长的“士食旧德”的家族文化传统:“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仁义礼智信”既是儒家思想,又是杜氏家族文化传统;“公侯伯子男”既是当时社会实现“尧舜之道”的必由之路,也是杜氏家族中人“功业”的体现。
对杜甫影响最大的是杜氏家族中“奉儒守官”政治文化传统和“未坠素业”的家族责任感。其《进雕赋表》云:“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奉儒守官”就是要通过做官来推行儒家之道,其家族中杜预正是杜甫的榜样。杜预是晋代重臣,文武双全,功业卓著,对儒家经业也造诣颇深,有《春秋左传集解》。杜甫在祭奠杜预时告诫自己:“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所谓“本”就是自杜预以来“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杜甫也说:“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进雕赋表》)唐初以来,杜氏家族所任官职越来越小,杜甫焉能没有危机感。所以他自小就树立了继承“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绍兴家业的人生理想。
(三)时代精神的影响
李唐王室虽然尊老子为先祖、道教为国教,然而初唐到盛唐的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尊崇儒家。贞观年间,唐太宗深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有较强的儒家“民本”意识,“以仁义为治”,而且能够虚心纳谏,闻过则改;魏徵、房玄龄等大臣也能直言进谏,做《荀子》所说“从道而不从君”的直臣、诤臣。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先是重用姚崇、宋璟,推行仁政,后又依靠张说、张九龄,尊崇文儒,兴复礼乐,姚、宋、二张也都能尽心辅佐唐玄宗实行儒家教化,君明臣贤,迎来了“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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