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教育的问题，教育界岂能推卸责任

去年11月，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广州的一次讲座中指出：“教育再好，需要社会提供学生发展的空间。中国的问题，更多的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他说：“在全国各地的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

葛剑雄教授的观念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年来，不少教育官员、大中学校校长都有类似看法。比如，中科院院士、原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今年年初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就表示：“反观当今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归咎于社会的大气候和大环境，这其实是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的现象，令人痛心。”

概括而言，就是大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的问题。

这些观念乍一听上去颇有道理：社会不诚信，学校能独善其身吗？中国是“官本位”社会，你能要求学校摆脱行政吗？国家为减负想了那么多办法，可减负根本减不下来，老百姓也不答应……。沿着这样的思维推论下去，教育改革也就没有什么戏唱了：大学的自主招生改革、社会评价体系建设，必须等到社会诚信恢复之后；大学去行政化，必须等到整个社会“官本位”观念转变，等等。事实上，这也正是不少教育系统内部人士的看法。

不得不说，这些看法对教育改革的推进，是有消极影响的：大家都等待总体改革，而忽视了自身的改革责任。甚至对教育的问题，大家也会逐渐变得“心安理得”，因为，整个社会就是如此。

实际上，对于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教育改革和社会观念转变的关系，政府官员、教育人士当有更清醒的认识。

毋庸置疑，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学校肯定会受到社会的制度、风气的影响。但是，学校办学的重要使命，就是防止社会对学校产生负面影响，并以学校的风气、人才培养，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大学之所以要保持独立性、自主性，大学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灯塔，正是出于这种办学使命。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不拘一格招聘众家，让北京大学很快开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风气。对于北大的改革，蔡元培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这已经清晰地说出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也是如此。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讲话中谈到：“当学校的影响和重要性日益增加，声望和财产日益增长时，各种集团自然会受到诱惑，希望利用学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十分明确：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作出最大贡献，以及所需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校外的集团时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它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时常迫使大学冒牺牲自己独立性的危险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他们做一些有损学术公开和自由的事情，而公开和自由正是一个健康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在于人们寻求大学的帮助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人们要求大学所做的与大学的性质相矛盾，从而对大学的基本功能构成了威胁。”

简言之，就是大学要避免成为社会利益共同体。

但我国当今的大学，却是缺乏这方面的反思的，甚至大学甘于成为利益共同体。而在利益驱使之下，大学忘却了自己的责任，也不愿意打破现在的利益结构，于是把教育的问题推给社会。

另外，不少教育人士通常会说，我国已经推进了那么多教改措施，可教育局面没有多大好转，这显然是社会的问题。其实不然，教育局面没有多大好转，是因为我国已经推进的教改措施，没有一项是真正的教改，几乎都是打着教改旗号的伪教改，甚至是借教改名义牟利的反教改。

拿社会的“名校情结”来说，大家深感不解，最后分析原因，是社会存在不健康的劳动等级观念，行业收入差距大、社会福利差距大，还有家长存在不健康的望子成龙心态、虚荣心等等。

这有一定道理。可“名校情结”，说到底是“身份教育”惹的祸。在基础教育领域，我国人为地把学校分为重点校、重点班，制造差异、不均衡。可以说，目前的不均衡，都是各级政府配置资源时采取锦标主义思想导致的。在高等教育领域，我国再人为地把学校分为985、211、一本、二本、三本、高职高专，学校获得的国家资源不平等、地位也不平等。

如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等学校取消所有的行政计划、工程，没有分批次录取，各校完全平等竞争，还会有这么严重的“名校情结”吗？学校获得平等发展空间之后，高等教育也就为受教育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他们还会盯着名校一条路吗？至于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没有了教育领域自己制造的等级、身份，用人单位何来学历歧视？

减负的“改革”也是如此，教育部发布的减负令起不到作用，是很正常的，因为这种减负令，就是行政治理思路：教育行政部门动辄发文，是在利用手中权力干涉教育。而要治理减负，需要的是政府放权，彻底放权，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升学考试制度改革。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要制约政府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力，建立地方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重大发展战略决策，建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这能从根本转变政府说了算的教育发展模式，也能转变传统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

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方面，需要政府行政部门把考试组织权交给社会机构，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尤其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只有当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才能形成对学校教育的监督力量，并以受教育者监督，促进大学教育转变理念，对教育质量和学校声誉负责，也才能消除所谓社会的不诚信对大学自主办学的影响。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是在每个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中逐渐形成的，没有权利意识，只有权力和利益机制，诚信就是奢侈品。

推进教育改革，负责任的管理者、办学者、教育者，应该更多思考自身的责任，而不是去推卸责任。如果把教育的问题推给社会，社会再把社会的问题推给教育，那么，我国社会的进步、教育的进步从何而来？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