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防“裸官”是强力反腐的一部分

“裸官”或将“风光”不再。

近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配偶移民，或没有配偶但子女移民的，不列为考察对象。这也就是说，此前被舆论和民众诟病已久的“裸官”问题，终于在制度层面得到了明确，官员选拔制度旗帜鲜明地对“裸官”说“不”了。

应该说，这样的规定非常必要。最近几年来，“裸官”问题早已不是个新鲜话题。在2012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谈到广受社会关注的裸官问题时说：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面对此种严峻局面，加强对“裸官”的监管，注定无法回避。

事实上，此番有关“裸官”的规定，并不是国内第一次对“裸官”动手，只不过，此前的规定多呈零散之势，且刚性不足。例如，2009年的时候，深圳就规定，“裸官”不得担任正职或重要部门班子成员；2006年修改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明确，“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应当报告”。

遗憾的是，无论是此前诸如深圳这样的地方规定，还是“应当报告”的全国性规定，基本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裸官”还是层出不穷。尽管“裸官”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贪官，但依据现实经验来看，“裸官”转化为贪官的几率，却是非常之高的。毕竟，公众很难相信，一个官员在将妻儿送出国之后，还能全心全意履行职责。

不过，准确来讲，“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规定，其实只是一种“相对柔软”的处理办法，即，用边缘化的措施，最大程度杜绝“裸官”转化为贪官的可能。或可言之，明确“裸官”不提拔，仅仅属于预防措施。所以，要想真正管住“裸官”，还需更严格的具体措施。

“裸官”不得提拔，首先要知道谁是“裸官”。显然，“裸”还是“不裸”，决不能寄希望于官员申报。事实早已证明，在这种关涉官员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主动申报是最靠不住的，因为，没有人不“严格要求自己”。因此，不妨建立起自我申报与公示相结合的制度，让全社会一起筑起制度的篱笆，严防“裸官”。

更重要的是，治理“裸官”，最为根本的还是限制权力。倘若官员手中的权力能够得到严格制约，丝毫没有牟利或寻租的机会，“裸”或“不裸”又有什么关系呢？

某种意义上，“裸官”不得提拔的规定，其实也是一种限权，即，严格限制其掌握更大的权力。不过，这种限权显然还不够，至少，对于那些占据重要岗位但又不想升官的“裸官”，也应给与重点关注，防患于未然。当然，对于个别虽然是“裸官”，但却真的不牵扯贪腐等问题的官员来说，这种多少戴着“有色眼镜”的规定，或有不公之处，但是，所有的官员都应适应。毕竟，既然选择了做官这个职业，既然渴望权柄，那就有义务牺牲一些个人的权益。

而且，从更理想的角度来说，治理“裸官”绝不仅仅是“不得提拔”，治理“裸官”更应是“谁裸谁下台”。说到底，严防“裸官”与强力反腐，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只不过，治理“裸官”是从前端入手，而反腐则是从后端入手，唯有不遗漏任何一个环节，才能真正有可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同时，如果官员“严进”了，后期的反腐压力无疑也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