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后危机时代”的国家治理新模式（2）

在发达国家阵营中，日本央行今天很大程度在效仿美联储，尽管股市回暖和日元贬值的效果十分明显，但2014年开始的为了平衡巨大财政赤字所实施的提增消费税举措，以及今后越来越困扰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等，是否会对其低迷的经济增长产生更大制约作用，现在还很难说。另外，欧元区在美日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冲击下，从债务危机中走出来的成本会更增加，一点儿都无法掉以轻心。来自企业层面的技术精英们对今天以货币政策主导的复苏战略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声，他们呼吁过去曾给美国带来竞争力强化和市场活力旺盛的“里根经济学”的早日复苏。

因此，现在我们应密切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慢慢回归“里根经济学”(融合重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奥地利学派”价值观)的国家治理模式趋势，密切关注由这种趋势引起的新变化。因为这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救市”模式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第一，用重视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制度安排”替代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行为”；第二，维持“消除通胀”的政策组合以保护“企业家和消费者”的财富利益，而不是不惜代价去追求被危机破坏的“充分就业”的状态，以确保“政治家”的社会信赖基础；第三，用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不是消极地以“劫富济贫”的收入再分配税收政策来求得危机时代“同舟共济”的效果；第四，摆正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次关系，以避免财政赤字扩张导致市场主体利益受损。

不过，虽然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但2014年来自其内部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还有可能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目前美股的强劲表现究竟是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带来的一时的“资金市”，还是伴随着美国企业投资需求增长所形成的更为长久的“价值市”，现在还很难判别，只有当美国政府完成QE3的退出后，才能见分晓。

也正因此，我国新一届政府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模式的新探索受到了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新探索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矫枉过正，告别高代价的“政策红利”，代之以发挥市场各方面的力量，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自由贸易区”开放战略为代表的“制度红利”安排；二是去资产泡沫，把没有生产效率、被占用的金融资源，从“空转”的渠道中挽救出来，以支持未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和改善民生所需的各项高效率投资；三是结构调整，驱动力的核心就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废除容易导致滥用权力而又没有把关能力的审核环节，进而通过完善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拍脑袋处置问题的方法尽快转变为事中、事后的制度监管。

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必能在国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中向世界交出一份出色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