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2）

（二）中国家庭关系的变化：金钱与感情二元对立和分割

第二个方面涉及家庭关系中，金钱与感情的相互关系，具体又包含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传统的“经济合作社模式”②（the corporate model）。即理性的家庭成员互相合作，以便争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感情沟通对保持良好家庭关系既不相关也非常缺乏，努力工作、相互帮助才是关键（Potter， 1990）。

第二种理解则认为，过去十年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与西方工业社会类似的情感转向（intimate turn），或者出现浪漫的革命（the romantic revolution） （Evans， 2010； Yan， 2003；Jankowiak， 1995）。根据中国90年代乡村年轻人婚恋经历，阎云翔（Yan， 2003）认为经济合作社模式已经不能完整解释中国家庭关系。年青一代不再像老一代只看重经济生产活动的互相帮忙；相反，他们重视感情纽带（emotional bonds）对维系婚姻的意义，并且他们懂得如何用语言表达情感。不仅年轻人重视情感交流，而且父母也希望与子女增强沟通。艾华（Evans， 2010）在2000～2004年访问了一群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中年母亲，发现这些中年妈妈渴望与子女相互沟通、信任和理解，取代“传统”地要求子女服从父母权威。艾华认为，对“沟通式亲密”③（communicative intimacy）的渴望，源自于社会主义早期母亲们的个人生活经历。她们在童年时，被迫与自己的母亲分离，目睹了母亲在父权家庭受到折磨和自我牺牲。这使得她们希望能与自己的子女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弥补令人遗憾的童年。

但是，对中国家庭关系情感转向的重视，却产生了对孝道期待的两种极端化理解。第一，只要情，不要钱。有学者认为（王跃生，2011， 2012），随着城市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父母可以领取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原来刚性的经济需求逐渐变成弹性支持。但是，父母在减少对子女物质要求的同时，非常渴望与其进行感情交流。第二，谈钱伤感情，是不道德的。有学者将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金钱交换行为（例如购房、置办婚礼、准备嫁妆）看做不负责任、伤害感情的表现（Yan， 2005，2011a，2011b）。对孝道的这些理解，本质上假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父母对子女的孝道要求是线性发展的，即从基本生活资料需求、经济需求、感情交流到权力依次逐层递进，并且互相分割。

第三种理解则以西方女性经济学者（Folbre & Nelson， 2000； Zelizer， 2000； Jamieson， 1999）的看法为代表，她们反对吉登斯（Giddens， 1992）将金钱交换和感情互相割裂的二元对立式理解。吉登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显著提高，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双方平等的相互倾诉，而不再是以往利益为主导的依附 / 主导关系。因此，维系双方感情依赖于词汇表达爱护，给予时间陪伴，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种新的亲密关系，被称为“纯粹的关系”④（pure relationship），传统上因为阶级和性别不平等所导致的物质差异日渐消解，婚姻和恋爱关系的双方日趋平等。

然而，女性经济学者基于西方社会和女性生活经验出发，认为在家庭等亲密关系中，金钱和情感互为表里。各种物质交换和金钱关系，常常是相互关爱和共同责任的表达方式；成员们通过物质交换，也帮助自己和他人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人生目标。因此，口头表达（verbal expression）和相互自我坦诚（mutual self-disclosure）仅仅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其中一种，甚至不是主要的方式。相反，及时提供或者获得实际照顾和物质支持才是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泽利泽（Zelizer， 2005）进一步指出人们用不同的给钱方式、金钱数额和恰当性，在特定的关系中追求期望，承担责任和赋予意义。泽利泽将人们的这些经济活动称之为“关系工作”⑤（relational work）。

但是这派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对家庭亲密关系的研究限制在核心家庭，却忽略了其他类型的重要亲密关系，例如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Jamieson， 2011）。因此，中国案例的意义在于扩展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并且挑战这种全球化和个体化过程中的欧美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

在以上这些讨论中，如果我们采用“受害者”理解，即父母一辈在变动的家庭关系中经济受累，情感受损，那么我们得同时认为，家庭的“经济合作社模式”已经解体，也没有情感转向这回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曹诗弟和泥安儒等人所观察到的“积极父母”出发，却可以提出另一种假设。父母们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确实面对家庭关系调整与养老的难题。但是，积极的父母会采取主动策略，为的是重建家庭关系和孝道。这种关系和对孝道的期待同时包含物质层面与情感层面的相互支持。事实上，任柯安（Kipnis， 1997）曾经指出，相对于直接语言表达，中国人通常通过努力工作、互相帮助等间接方式，来表达感情和维系社会网络关系。尽管他谈论的是社会关系，但是这本身帮助启发我们理解，中国父母如何看待金钱和感情的关系。这种假设是以父母为主体的，它要求从父母的眼光出发来理解购房事件与家庭关系。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这样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是一个研究缺口。

为了填补研究缺口，本文选择了一组为成年独生子女购房的中年父母，对他们做了深度访问调查。希望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子女购房是父母的主动行为吗？如果是主动的，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期望得到什么？本文相信，调查发现与分析结论可以支持上述假设，即父母是为了建设理想家庭关系而主动行动和善用策略的积极个体。以调查材料为基础，本文将描述不同于“受害者”形象的“积极父母”形象；将从父母角度分析中国家庭中金钱与情感的关系，并说明父母对子女承担孝道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