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4）

一位独生子妈妈则明确表示：

他刚读完书出来，手上没有什么钱。他不跟我们商量，他又解决不了问题。他肯定要和父母解决问题的嘛。大家要统一才行的嘛。买个房子不统一，不同于买根菜喔，买个房子肯定要大家同意才行的嘛……以后就算自己有钱可以独立买房，也是要跟父母商量的。（案例5⑨，53岁的B妈妈，退休后做兼职文书工作）

除了购婚房、购车这些大宗消费活动，父母们还希望子女跟他们商量其他小家庭的事务。例如，案例2⑩因为女儿没有事先告诉她婚姻破裂的情况，W妈妈一直不愉快；案例311因为女儿女婿不听父母意见，坚持婚后出外租房，G妈妈在访问中流泪；还有普遍涉及第三代的抚养和读书议题。还有一小部分经济和社会条件更好的父母，会谈及与子女商量就业和继续进修的事宜。整体而言，这些受访父母希望子女们遇到重大家庭事务时，两代人一起商量，共同做决策，而不希望子女独立做决定，擅自行动。因此，遇事告知父母、与父母商量、让父母参与决策，是父母们对子女尽孝道的重要期待。

当问到为什么希望子女们事先和父母商量时，笔者发现主要基于三点理由。第一，这些父母们担心如果子女独立决策和行动，子女在面对激烈竞争时做出错误决定而吃亏。当问到为什么希望女儿事先跟他沟通，和他们一起去看房子时，H爸爸解释道：

大家多交流，多一些人给意见嘛。结婚买房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大事，一生中那么大的付出也就这件事了，多一个人给意见总是好的嘛，一个诸葛亮比不过三个臭皮匠，是吧？上次我买部车，她也跟我一起去看、帮我参考、提供意见。这是一个道理，互相参考啊，这是一家人的行动和决定，是不是？

另一位父亲详细解释坚持与女儿以及女婿一起看房的理由：

我要通过这个过程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平时爬山打牌是做不到的。为什么选这个楼盘、这套房子，是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想什么的。比方他们一开始看房选去番禺（广州的郊区），120平方米，觉得又便宜又漂亮。我就问他们买在郊区怎么安排小孩，病了怎么办？怎么上班？慢慢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想法不是很实际，他们没有生活阅历，没有柴米油盐酱醋，只是用房子漂亮来判断。我就灌输要住市区，地点要适中，交通方便，生活方便最重要，也不用买大，你不会一辈子住到底，我一辈子都换了三次房，而且买大房搞卫生要花很多时间，开空调都要花很多电费，生活质量是降低了还是提高呢？这样买房就规划十年的生活，到了后来大家想法都一致，相似了。（家庭2012，56岁的T爸爸，高级社工）

这两位父亲很明显都把成年子女小家庭的事务看做是两代人共同的家庭事务，希望基于自己以往的生活经验或者教训，教育子女如何更好地规划家庭生活、共同协商、参与决策、解决具体问题。因此，重新界定家庭事务的范围以便介入成年子女的小家庭事务，提供持续的家长指导在购房实践中非常明显。

以家庭两代人为家庭，就子女重大的私人生活事宜做集体决策，成为家庭生活转变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方面，这表明随着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的瓦解，获得“松绑”的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和经济活动领域拥有了更多的决策权（Yan， 2009）。另一方面，这也表明面对急速的政策变化和制度变革，个人难以独立做判断，需要借助家庭共同决策。当这些父母回忆改革时期，自己经历的工作、住房等一系列变化时，他们普遍使用“脑子很笨”，“很幼稚”，“什么都不懂 / 不知道”，“思想跟不上”，“没想过”等反思式的词汇，去描述脱离了集体制保护的个人当时的不安全感和错误的选择。一位因工厂倒闭而下岗的父亲说：

辛苦一辈子只捞到这样一套房，当初很幼稚，分这套房的时候以为一两年就会有改善，眼看着厂里还在给职工建新房，谁知道工厂说倒闭就倒闭了，自己还是思想更新不够快。那时候改革开放没多久，大家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执筹一样，没人知道自己执到的是好筹、还是坏筹。有工友冲出去下海赚钱，但自己相信党相信政府，还是愿意待在工厂。哪知道50岁就下岗，而当年那些下海的人，有些买了三房一厅，买完一套又一套。大家怎么这么大差距！只有羡慕的份，很遗憾！之前儿子一直结不了婚也是因为房子问题，觉得自己多少有点责任！（案例2213，60岁的L爸爸，原国有电视机厂下岗工人）

不光是经济条件差的父母，经济条件好的父母也有此感觉。一位正在四处奔波给女儿买房的母亲说：

思维还是太简单了，跟不上人家，那时候已经可以做按揭了，等于公家借钱给你买房。但是自己脑子怎么这么笨，不懂什么是提前消费，就算知道了也不敢这么做。如果那时候肯拿点钱出来，而不是放在银行，早就可以在小区里给她买到房，随时煲汤拿去女儿家，多好啊！现在我们要买，大家都知道贷款了，而且房价越来越贵，钱也越来越缩水。自己思维跟不上发展，我一直检讨自己这点。（案例714，55岁的D妈妈，退休大学职工）

经过三十年频繁且急剧的体制变革和政策变动之后，这些父母们获得的共同教训是，需要集体决策，以避免再次错失机会，在激烈竞争中谋取最大利益。

第二，这些大部分已经退休的中年父母，很害怕因为日渐衰老，没有用处，最终被子女抛弃。无法参与家庭决策，甚至不被告知，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失去效用、被子女抛弃的标志。因此，他们竭力希望参与家庭讨论，证明自己还有用，对子女还有价值。

在访问中，不少父母反复强调自己的意见对子女有用。例如，H爸爸说，“我们作为父母来讲，也自认为还可以给他们提一些意见”；T爸爸也自信地说，“我觉得我的能力到目前为止都比女婿女儿任何一个人都好”；B妈妈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不是走不动，他做什么事也要尊重一下我们。等我们七八十岁，眼睛看都看不到，肯定不用问我们，我们也懒得去看房。”

第三，子女独自决策和行动，在父母眼里也意味着子女疏远父母，家庭关系不融洽。因此，共同商量和决策，是要将子女拉回到父母身边，巩固彼此的亲密。

一位妈妈为了说服女儿和女婿买房，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她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忽然改主意了，但是终于买了这个房，我感觉松了口气。以后想冬天来广州住一下的话，就有个地方了。如果住女婿家的房子，我心里会很不舒服。然后我希望她有什么事情都能够和我商量，这说明我们的关系更融洽些。（案例4，Y妈妈）

一位妈妈在访问中强调“最重要是大家和和睦睦，不要吵架，那我就满足啦”。她同样认为，与独生女儿保持亲密的标志之一，是被女儿告知其小家庭事务。

我不知道他（女婿）为什么每晚都要应酬，而且必须要弄得这么晚，是不是真的？所以她结婚没多久，我跟她说：“如果他找另外一个女人，你由得他吧，你要跟他离婚，不要跟着这个人”……我和她说，虽然你是嫁了给他，但是你不要因为妈妈不喜欢他，你回来家里就什么都不说啊，有些事情你回来就要说。你始终都是和妈妈亲的，而不是跟老公亲，但是有一些事你不说妈妈不知道。（案例3，57岁的G妈妈，国企退休司机）

2. 代际间金钱等物质的持续交换

其次，这种亲密关系强调家庭成员在集体商讨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互相提供物质帮助，尤其是金钱资助。第一，在访谈中发现，尽管父母们希望孩子能够独立购买第二套住房，但是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只要有能力，还会继续帮助孩子。Z夫妇是访问中经济条件最差的其中两位受访者，他们花费了大部分储蓄为独生子搭建了一间房，但是Z妈妈说：

如果我有钱，我肯定会像其他父母一样帮他买房，这是肯定的，哪怕少吃少用，没什么犹豫的。我们要是有这个能力，一定会帮他的，反正只有一个孩子。如果他以后有能力，他也会帮我们，让我们过好日子，我儿子一定会孝顺父母。（案例2115，57岁的Z妈妈，退休铁路职工）

第二，受访父母们对子女的帮助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差异。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不仅对子女的经济资助数量更大、次数更频繁，而且能提供社会关系协助子女的就业和大宗消费活动。例如，案例116的M妈妈通过熟人，为儿子订下朝向更好的房子，并且以更低价购入；她还帮儿子找到实习单位。案例617的L妈妈通过熟人，实现提前还房贷，避免更多支出。相反，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们，不仅经济资助额度减少，而且主要集中于对子女日常生活的实际帮助。

第三，这些父母都期待，甚至明确要求孩子给予经济支持作为回馈。用Z妈妈（案例21）的话说，“让父母（物质上）过好日子”是孩子“孝顺父母”的表现。这些对父母提供经济回馈的方式包括，交纳租金（案例1）和定期给父母零花钱（案例4），资助父母购买养老房或其他投资活动（案例1、2和8），以远高于父母支持购房的额度还钱给父母（案例9）等直接金钱回馈方式，也有间接的经济回馈方式，例如支付父母的旅游食宿开销（案例5），支付医疗开支和购买昂贵的营养保健品（案例3）。另外，也有个别父母的子女将收入和存款直接交给他们管理（案例3和6），即将经济管理权部分交给父母。因此，为父母提供物质舒适和足够金钱资助，仍然是父母们的明确期待和要求。